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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芬说，我别的都不会，唯有一项长处：我会明辨是非。
安德谢夫一听气坏了，说那么多哲学家、律师、商人和艺术家都不知道怎么明辨是非，你会明辨是非？！
王小波二十来岁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曾经「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可是等到他四十多岁，却专爱写些明辨是非的文章：「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1]
《科学思考者》这个系列的目的是激励你学习如何明辨是非。我们现在有比萧伯纳、包括比王小波那个时代更高级的学问资源，但是明辨是非仍然是个很难的事儿。
所谓明辨是非，就是在模糊、争议和两难的局面下，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或者至少知道该如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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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会明辨是非。
面对一个不熟悉的、甚至可能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事物，人们会被情绪和视野所限制。王小东对中国足球很恼火，所以他就把中国足球说成一无是处；聂卫平是个下围棋的，所以他眼中的中国足球问题就应该用围棋解决。
人们会受到各种 —— 有几百种之多 —— 思维偏误的影响。人们不会客观评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把奇迹当作愿望，把愿望当作现实。人们不能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用故事解释事件，用标签简化他人。人们分不清观点和事实，不会诚实面对自己的立场，不懂得跳出自己的视角。
我们演示了这些老百姓思维的毛病。这些毛病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避免的。现在有很多大学、包括一些中学都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已经有一些基于随机分组实验的研究证明，学习批判性思维的确能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2]。不过我们必须诚实地说，有一些最新的研究认为这些课程的效果很有限，而且难以持续很长时间 [3]。
以我之见，批判性思维 —— 以及更大范畴的“科学思考”，并不是一个课程，不是一套标准化操作方法，不是可以直接安装进大脑的操作系统。科学思考是一门功夫，是人的修养。你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中慢慢磨炼才行。你得犯过很多错、吃过很多亏，以至于一想起来自己当年竟然那么幼稚，会感到很不好意思才行。这里面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得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才好。
科学思考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路径。很多人走着走着走偏了，走上了两条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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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歧路是教条主义。
有个心理学效应叫“皈依者狂热”，意思是加入一个社区的外来者，往往比这个社区的原生居民更狂热、更虔诚地相信社区的教条。有的日伪军对中国老百姓比日军还狠，有的留学归国人员跟中国人说话也非得用两个英文单词。皈依者狂热在科学上的表现就是，很多不搞科研的人 —— 那些科普作家和科学记者 —— 比科学家更相信科学。
科学家对科学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信念。科学家只是搞研究做出发现而已，他们希望自己发表的结论是对的，但是他们作为内行，深知有太多发表出来的结论都是不对的。
科学很了不起。科学方法是可积累的、有秩序的思考。像量子力学这样的著名科学理论常常是历经几代人、从理论到实验反复验证、千锤百炼的结果。科学有明确的进步，而人文学科到现在还在琢磨孔子和苏格拉底那些人的话。
但科学不是教条。而且科学也不是方法。科学也不仅仅是一个“可证伪”那么简单。我们小心翼翼地考察了科学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知道科学结论只是程序正义，不是真理。
教条主义者的眼中是个非黑即白的世界，他们希望一切道理都像数学那样可以用纯粹的理性和逻辑证明。
而我们发现那条路根本走不通。如果你既要保证智识的诚实，又要解决真问题，你就不得不承认，你做不到绝对的客观。你总要先有个不是跟所有人都一样的立场。你得不问为什么就相信一些信念。你承认自己只能接收到部分的事实。你需要提出若干个大胆的、有时候是神来之笔一样的假设。然后你还得使用奥卡姆剃刀之类、近乎“审美”一样的标准去选择哪些假设值得你费工夫进一步思考和检验。
你得承认你只能得到一个大概有可能正确 —— 但是也有可能不正确 —— 的判断。科学思考的作用仅仅是能让你正确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你思考好了一个观点，可是如果事实变了，你就得用贝叶斯方法 [4] 调整你的观点。而有时候哪怕事实实在有限，并不足以让你形成过硬的观点，你也得给个观点。然后你别忘了用做实验之类的办法检验你的判断。
我们讲了演绎法、归纳法、溯因推理和类比思维，这些方法一个比一个不客观，一个比一个大胆……恰恰因为是这样，只要你用好了，才一个比一个厉害。
有些极端的教条主义者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坚持无比强硬的立场，把不跟他们保持一致的人都视为敌人。这样的人非常危险，会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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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歧路是虚无主义。
以前有个科普节目说你得吃那些东西、还得那么做才能减肥；可是没过几年你又听到一个健康专家说不对，你得吃这些东西、还得这么做才能减肥。如果连牛顿力学都是错的，连爱因斯坦都能在量子力学上犯错误，那还有什么科学结论是值得坚信的呢？我们长大以后读书看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跟中学课本上说的几乎完全不一样，现在甚至还有人说秦桧和汪精卫做的事儿也有他们的道理……
虚无主义者有感于这些，索性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是非。他们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滑坡论证（slippery slope argument）”。这是一种上纲上线式的归纳法，是无限制的推广。小张找小李借 10 块钱，小李拒绝了。人问小李说你为啥连 10 块钱都不愿意借给同事呢？小李说，我今天借给他 10 元，明天就得借他 100 元，过几天就是 10000 元……那我受得了吗？
事实是小张只是因为临时要坐公共汽车忘了带钱包而已！同事之间借点小钱很正常。学术界只是对有些事情有争论，对大多数事情是有共识的！学术有争论很正常，你不能看到表面上波涛汹涌就说整个大海都会随时翻个个儿 —— 事实是知识没有那么容易被推翻，科学思考者的世界观的确会不断改进，但没有那么不稳定。
第二个错误是“涅槃谬误（nirvana fallacy）”，也叫“完美主义谬误”。这是一种愿望思维，认为只有完美的东西才值得存在：如果一件事不能做到完美，那就不应该做。你说政府应该禁止未成年人饮酒，他说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还是可以弄到酒偷偷喝。你说你应该上大学，他说上大学有什么用？你没看很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吗？
事实是就算不能完美解决问题，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能以一定的概率解决问题也行啊。你说我经过思考，得出了这么一个不一定正确的结论……他说不一定正确的结论为什么还说出来？可是除了数学，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指望获得绝对正确的结论，科学思考本来就只能提供有限的知识。但有限的知识远远好过没有知识。
有些虚无主义者走向了反智，他们不相信、而且鄙视专家和知识分子，总是怀疑别人在故意骗他们。有些虚无主义者成了犬儒主义者，他们认为除了利益是真的、及时行乐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还有一些虚无主义者是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和好坏，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认知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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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科学思考者相信世界是讲理的，但是并不认为人可以容易得到绝对的真理。我们这个系列一边探索了寻求正确结论的方法，一边列举了这些方法的局限性。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思维训练。我希望你一边学习科学思考，一边通过对“科学思考”的思考，演练科学思考。
遇到事情，怎么避免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条歧路呢？注意正确做法可不是刻意地走什么“中间路线”，去和稀泥。我这里有一个心法。
这个心法叫做“总是研究有具体情境的问题”。
有具体情境的问题，才是真问题。
“你喜欢红色吗？”这就不是一个真问题。你可能喜欢红色的礼品包装和红色的口红，但是不喜欢红色的键盘和红色的窗帘。单纯说红色没意义。“这个键盘，你希望它是红色的吗？”这才是真问题。
“秦桧的行为有百分之多少的合理性？”这不是一个真问题。你得知道这个问题是谁、在什么情况下问的才行。如果是宋高宗赵构在已经确定了求和政策的情况下问你，秦桧的策略是合理的；如果是国家已经改变思路了，要抗金要光复河山，那就必须先把秦桧干倒。
“这个药有效吗？”不是真问题。“根据当前科学理解、根据有限的实验证据，在没有其他有效替代的情况下，考虑到这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个药该不该吃”，这才是真问题。
“救一个人还是救五个人？”这其实也不是真问题。我们必须考察那一个人和那五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考虑当地的法律规定，还得考虑救人这件事儿对当时的社会规范会有什么影响才行。
教条主义者自己不会考虑情境，虚无主义者不知道别人考虑了情境。
除了数学和在我们这个宇宙里谈论自然科学之外，真问题都得有具体的情境。有具体情境，你才能有立场和视角。立场提供了思考的出发点，视角提供了假设的思路。
有时候你得兼顾别人的立场，换位参考别人的视角 —— 但是世界上的事儿大多没有绝对的客观：总要先有立场和视角，思考才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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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个什么事儿，别人找你拿个主意，这是科学思考者的荣誉也是责任。你不判断不行，胡乱判断更不行。你积平生之所学，也许就是为了做判断这一刻。为了做出高水平负责任的判断，你必须 ——
既要有坚定信念，又要有开放头脑；
既要坚持立场，又要勇于妥协；
既要依靠理性，又要借助感性；
既要大胆假设，又要小心求证；
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具体情境；
既要有谨慎保守的作风，又要有果敢决断的气质……
我不认为人工智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做到如此矛盾的思考。明辨是非，是你这个科学思考者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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