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丨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上）

谢静丨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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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编辑部发起的评选活动中，我中心研究员谢静教授的论文《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获评第四期“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并将受邀参加2020中国新闻业研究圆桌论坛。我们将在公众号全文推送谢静教授的获奖论文，由于篇幅较长，将为分成上下两部分，本次为第一部分。

【摘要】本文以移动新闻客户端“上观新闻”为研究对象，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和“转译”概念，考察新媒体的新闻时空特征及其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分析当前媒体转型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追踪客户端新闻时空的转译方式与实践过程，研究新闻网络的新联结形式，以探讨媒体转型的路径与障碍，同时探索一种新的转型研究框架。

【关键词】媒体转型；新闻网络；时空转译；信息流；结构化

当前的媒体转型实践已经从单纯的传播渠道迁移，逐步向组织结构与运作流程的整体变革。这一过程取得了不少突破，同时也面临重重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组织结构与新的媒体形态之间尚存不匹配、不协调之处，难免“新瓶装旧酒”；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诸多转型努力，又常常难以获得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认同。

针对这些问题，学界和业界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上海观察数据新闻中心总监尤莼洁的说法比较独特：“在平台上，内容生产是碎片化（非结构化）、随时间自然流动的，因而更加贴近消费者的需求。而报纸或者自办网站，则是整体的、以空间或类别分布的，这种结构化的内容因过于僵硬而难以与碎片化的生活无缝衔接”（夏德元、石力月、尤莼洁，2018）。这一说法与大多数研究不同：一方面，它从媒体时间与空间的不同侧重方向进行比较，不同于一般的内容结构或者表达技巧的分析，关注的是更为基础的技术形态变化。另一方面，它将媒体的技术形态与新闻的生产结构、消费者生活状态联系起来，打破了有关媒体转型讨论在技术形态、内容呈现和组织生产方面相对隔离的状况，构成了一种关联性、整合性的思考。作为从业者，这一带有直观性的思考虽具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依然面临诸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难题：媒体的时间和空间特性能否截然分离？时间流或者空间化的生产方式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技术给定的？“贴近”“衔接”如何得以实现或者被破坏？而且，“贴近”“衔接”是否暗示着消费者仍然处于媒体时空生产过程之外？

其实，时间性的新闻生产方式意味着贴近消费者，而空间性的生产方式难以与生活衔接，这样的断言未免显得简单化，因为新闻的生产同时涉及时间与空间及相互关系， 新闻消费的日常生活情境也总是时间和空间的组合，新闻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协调、碰撞不会仅仅因为时间流或者空间结构化而自然发生，它们本身就是技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在媒体融合的总体趋势下，即使有关时间媒体、空间媒体的传统划分也需要重新加以检视。

自伊尼斯（2003）以来，不少学者、从业者倾向于从时间与空间偏向来理解媒体，比如将报纸看作是空间媒体、广播电视是时间媒体，当下则认为新型平台媒体更具时间性、传统媒体（包括其新媒体产品）更具空间性。这样的比较虽有一定的感知和技术基础，但是却面临一个现实的窘境：新媒体融合了多种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同时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面向，且相互转换、难以分离。因此，与其讨论媒体的时间偏向还是空间偏向更适合消费者，不如深入探讨媒体转型如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时空方式，新的时空方式究竟如何展现，媒体技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时空层面是如何连接并相互作用的。

本文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移动新闻客户端“上观新闻”为研究对象，借助拉图尔的（B.Latour）“行动者网络”（ANT）和“转译”（translation）概念，聚焦于时空现象，从其新闻时间和空间的特性变化入手，同时考察媒体的时间与空间面向，由“中间”（媒体的时空形态）开始，向生产和消费两头延伸，通过具体分析各类行动主体将自身的时空惯习镌刻于新媒体产品之上以及又反过来受到新媒体时空特性影响而改变自身运作结构和行为习惯的状态，揭示来自技术、组织和消费者的时空影响机制，从而力图开辟一种新的关于媒体转型的关联性研究视角，探索一个新的媒体转型分析框架。

选择“上观新闻”作为研究个案，是因其媒体转型实践具有典型意义。“上观新闻”原名“上海观察”，2014年1月1日作为《解放日报》的一个新媒体项目开始运行。2016年将全部采访力量转入新媒体产品“上观新闻”，同时向《解放日报》供稿。从而开启了迈向“一家以互联网传播为主要渠道、以报纸传播为重要依托的新型媒体机构”的革新之路。这一被称为“深度融合、整体转型”的改革，在国内党报和上海主流媒体之中启动较早、幅度较大，影响也较为广泛，截止2019年7月，“上观新闻”的装机量已达1100多万，日活量超过40万，因此可以将之作为观察传统媒体转型的典型样本。

塔奇曼（G.Tuchman）曾将传统的基于空间关联的新闻生产要素联结称为“新闻网络”，认为“新闻网络通过特约通讯员的细化、专职记者的强化再加上电讯手段的高效联结，形成了新闻覆盖”（塔奇曼，2008：46）。显然，在塔奇曼的“新闻网络”中，由于大众媒介的单向性特征，消费者往往难以及时、直接地作用于生产网络而未被联结、纳入其中，电讯网络也主要只是作为单纯的连接技术而存在。但是，新技术背景下媒体转型所形成的新闻网络，已不同/不止于新闻生产要素的联结，其联结的要素更加多元化、异质性，不仅包括了生产者，也包括了消费者，还包括客户端这一“媒介物”，从而构建起全新的新闻时空的生产机制。

首先，数字化、互动性的新闻客户端不仅直接联系消费者个体，而且以数据方式对其进行“代表”，所以消费者在当前新技术条件下已日益深度地介入新闻生产过程，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同时，技术不再仅是网络联结的手段，而是更具独立、“对称”作用的“行动者”（拉图尔，2010），使作为媒介的客户端成为生产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其次，新技术背景下媒体转型所形成的新闻网络，不再仅仅是一种联结形式，更是一个分析性概念，即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在这样的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之间通过“转译”的方式相互作用，特别是作为人造物的技术，因为具有“中介化”的特点和作用，能够通过改变时间、空间和行动者身份而转译其他行动者的目标和意图，成为可以与人类行动者相提并论（对称）的行动者。

当然，这种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转译”，并非借助于符号与文本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而是类似于路面减速带的“转译”，即“通过一种特殊的结合形式以穿越符号与内容的常识边界而生产的”（Latour，1996）。路面减速带与一般的“减速”标记或符号不同，它将减速要求“转译”为汽车震动与身体不适，从而把司机的道德自愿转化为私利满足。减速带增加了一个空间面向的行动者，成为凝固的“警察”（转变身份属性），而又无需像警察那样按时上下班，从而同时改变了时间面向的固有意义。当然， 新媒体技术作为中介，其“转译”相较于减速带这样的一般人造物要复杂得多，它既有符号内容，也有穿越符号与内容边界的形式架构；既是具体化的器物，又具有一定的“智能”，从而可以与其他行动者（如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随时互动，具有更加积极、主动的转译功能。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说媒体转型旨在建立一种新的关联网络和时空架构，那么作为新技术的客户端就在其中通过转译不同行动者的时空方式和身份属性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因此，以“行动者网络”架构和新技术时空“转译”的观念来分析媒体转型，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更能体现关联性视角、理论化建构和基础性维度。第一，以往的转型研究侧重于从单一行动者的角度（更多的是媒体组织、新闻生产者）描述转型过程，如果以“行动者网络”为视角，将转型视为一系列行动者之间新的联结，可以更全面地观察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方式。第二，鉴于技术在“行动者网络”中具有枢纽性的中介作用，客户端构成新关联网络的关键行动者，因此将焦点落在作为新技术形式的客户端而非媒体组织之上，从其“转译”过程来考察转型的具体表现，为分析新闻网络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第三，因为“转译”超越了具体内容与符号，转型的实践也指向更为基础性的时空特征，因此，将媒体转型研究落脚于新闻时空的转变之上，通过考察客户端新闻的时空特征及其与传统媒体的区别，来分析当前媒体转型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追踪客户端新闻时空的“转译”方式与过程，来研究新关联网络的具体联结形式，可以更深入地探讨转型的路径与障碍。

从报纸转型为移动客户端，表面上看，《解放日报》与“上观新闻”的最大区别，是将“马赛克”（麦克卢汉，2001：264-267）式的空间形式转换为“信息流”的时间形式。但是，如果由此而把报纸看作是空间媒介以及客户端看作是时间媒介，则抹平了不同媒介之间的时间差异。其实，报纸的连续出版就是一种时间分配方式，比如日报以一个“新闻日”（Schlesinger，1977）为单位，把一定时间区间内发生的事实进行集纳，然后借助版面，报纸将时间空间化，使新闻生产的连续性转变为定时发行的间歇性累积，时间因此而被层化。与报纸不同，客户端的信息以“流水”的形式持续涌现，更类似于斯蒂格勒所说的“时间物体”如音乐、电影等，虽不同于音乐、电影时间面向上的不绝“绵延”，依然有时间的间隔和特定的节奏，但相较报纸而言，时间间隔大大缩短，几乎持续不断，信息发布（上线）的节奏则更加自由、灵活（斯蒂格勒，2010）。由此，客户端以信息流的形式，把新闻时间从自然状态中昼出夜伏的“新闻日”转换为纯粹的时钟时间。这既是数字化时间，也是自我指涉的时间——失却自然参照和外部事物的定位，在数字构造的时间流中漂浮、流动。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相较传统媒体的时间特征，客户端时间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可计算性与自我指涉。

客户端时间的数字化转型，反映了数字技术的可计算性和高度理性化。如果说机械钟表给人一种重复、轮回的时间感，依然跟日出日落相关联，那么数字化时间则更为抽象、理性化，将机械钟表的时间切割得更为细碎、缺乏关联感。在数字新闻产品中，这一特征通过精确到分钟的时间标注，在时间流中呈现量化的时差，以一种抽象的时间显示方式，增强了新闻产品的可计算性与可比较性。同时，正是客户端时间的抽象化，导致了一种自我指涉的特点，数字化的时间与自然界和物质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自行在一个数字系统中流动、漂浮，客户端的信息流犹如在固定的河床中沿着既定方向不断流淌，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线性样貌。当然，这种“封闭”绝非与自然和物质生活绝对隔离，因为技术上的自我指涉绝非真正地断绝外部关联，反而更有利于主观性时间介入，更容易被生产者和消费者重新组织进入多样化的时间流程和结构之中。

客户端时间的可计算性和自我指涉的技术特性，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间转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首先，相对于生产者而言，客户端对于消费者的时间“转译”比较简单，但其“转译”方式之间却又矛盾相悖。一方面，客户端时间的自我指涉特性改变了消费者的使用模式，从过去依据媒体时间规划个人时间，转变为依据个人时间规划媒体接触与使用时间，从而将新闻消费更深度地嵌入个人生活之中。传统媒体虽然也尽可能地契合消费者的生活节奏，比如报纸的早晚发行、派送，广播电视的日间肥皂剧、黄金时间新闻节目等，但是，总体而言，传统媒体时间安排的主要根据是标准化的上班、下班时间，即更为广泛的科层组织体系所规训的，体现工业社会标准化、统一化的时间方式，新闻消费者对时间的自主选择权非常有限。相对而言，客户端时间的这种自我指涉特性，让新闻消费者不用等候送报人，或者守候着整点新闻播报，而是根据自己的时间节奏打开界面获取新闻，并且看到的总是以自我的当下时间为起点的时间倒流，形成个人化的“头版”“头条”和“最新报道”。另一方面，因为消费者留在客户端的时间踪迹是以数据方式表达的，所以客户端最终将消费者的消费时间“转译”为可计算时间，具体化到信息流上则表现为阅读流量的高峰与低谷，是集成性而非个人化的“信息潮汐”。

但是，这种“信息潮汐”截然不同于传统媒体由同一内容（如新闻联播）创造的“共同时间”，因为人们同一时间消费的具体内容未必相同，彼此之间难以产生“天涯共此时”的社群感（安德森，2003），所以只是一种可数字化计算的“集成时间。虽然传统媒体的发行量、视听率也是关于消费行为的统计数字，但那是同一内容的消费者样本代表的行为统计，而且是滞后于消费行为的事后统计，无法形成“流”的形态。客户端数字化计算获得的数据，从理论上说覆盖的是消费者总体而非样本代表，随消费者的阅读行为实时更新变化。而且，由于数字化可计算意味着可以深度开发（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2013），因此客户端的数字化计算能够突破传统媒体关于固定时间同一内容收视率或阅读率统计的局限性，可计算的内容更为丰富，不仅能够提供同一时点不同内容或不同时点同一内容的消费数据，甚至能够延伸到消费者地理位置、兴趣爱好等多种信息，乃至与消费者的其他行为相关联。因此，相较于传统媒体的发行量、视听率统计后发性、凝固性，新媒体数据化计算获得的信息潮汐不仅更为全面、准确，而且更加动态化、体现过程性，具备真正的时间性，并由此建立起不同主体在时间面向上更为密切的关联性，从而使不同主体间的时间“转译”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虽然客户端的集成时间不为消费者个人所见，却是生产者高度关注的内容，成为指导生产者时间“转译”的重要指针。“上观新闻”将信息潮汐的规律性作为生产转型的重要研究内容，不仅在各种内部总结资料中可见，也在不同栏目、层级的编辑记者言谈中时有所闻。一位中层领导如此介绍信息潮汐规律：“一般9点到12点是个阅读高峰；然后像网上的下午4点到6、7点，也是一个阅读的高峰；可能晚上10点钟左右又会是一个小阅读高峰。阅读的高峰可能跟我们的读者相关，公务员白天在开会，但有更多的时间（开会时可以看新闻），然后也跟社会大众普遍的阅读时间一样。”

如果说消费者的时间“转译”带有较强的个人化色彩和不自觉性，生产者的时间“转译”则是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组织时间与技术时间、消费者时间之间关系的主动协调与自觉重构，是技术理性和组织理性的融合。从生产者的视角来看，客户端时间部分“转译”了自身优势，但是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暴露出自身的不足，需要建立新的转译方式，或者需要调整自身的时间机制。而且，新闻网络中的生产者也是多元的，包括了专业化的从业人员、组织化的媒体组织以及作为新闻来源的社会性机构。各类生产者的身份属性和目标诉求有一致之处，也有差别，其时间特性亦各有不同，相互之间常有纠结、冲突，因而“转译”至客户端的过程与结果更为复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和悖谬。作为专业化的新闻生产者，无论是个人从业者还是组织化的媒体，借助于客户端信息流所体现的即时性，自身的专业价值和权威性得以彰显。新闻，就其本义而言，以“时新”为其价值所在，时间性是其重要的属性。

然而，由于技术条件不同，“时新” 所代表的具体时间距离不尽相同：从早期报纸的数月，到日报的一个“新闻日”，再到广播电视的“实时”“滚动”，时距越来越短，直至完全消亡。但是，即时性并非只是技术条件的产物，在新闻生产日益专业化、市场化之后，即时性被看作是媒体生产能力和权威性的重要标志（Usher，2018），传统媒体努力开发突发新闻报道、现场直播等产品，就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表现，也是新闻竞争的结果。由此，技术的时间可供性转换为媒体组织和专业人员的生产力标志，而即时性也成为新闻产品的品质特征。当下，数字技术将新闻市场的价值比较彻底量化，客户端信息流则以时间可计算性来重新组织“产品货架”，将媒体组织和消费者深深卷入新闻市场空间。

不过，由于客户端时间具有自我指涉性质，赋予了生产者个体和组织以不同的时间价值，形成了不同的“转译”策略。对于从业者来说，深受组织时间影响的“截稿时间”消除以后，发稿的“时间意识”变成了“随时随地”采写、上线，对于生产时间的安排更自由也更不自由，一方面，不再迫于由传统媒体的技术特性和组织属性所规定的截稿时间而规划个人的工作节奏，另一方面，随时发稿又意味着更多地受制于“事件时间”（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和“机构时间”（作为新闻来源的外部机构的工作时间），同时也冲垮了媒体组织自身的时间统一性。从业者在摆脱来自媒体组织的时间束缚的同时，又面临着更为直接的事件时间和机构时间的制约。这正是客户端时间的自我指涉性质所带来的变化，为消费者带来“个人化时间”、为从业者赋予“时间主权”（诺沃特尼，2011）的同时，方便了新闻事件和来源机构的时间“转译”。

为了应对事件时间和机构时间的影响，从业者和媒体组织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时间“转译”策略以凸显各自的专业身份。从记者层面来看，最为常见的是采取“时间拉伸”策略，常用的具体办法是提前准备背景材料，改变工作节奏。一位记者如此描述工作方式的变化：“我们原来是以“天”为工作节奏的，比如原来采访上午的一个新闻，我只要晚上八点以前发给领导都可以。我采访完了可能南京路上去逛一圈，吃个饭，回来再写。现在不是，可能八点钟一个采访，现场就要发稿了，有可能前一天就要写好背景材料了，早上五六点就要操作后台。”

添加背景材料，则进一步改变了新闻叙述的时间结构。报纸因为空间限制，多为一事一报，例如，作为动态消息的机构会议，就属于“最近过去”的事件。如果增加背景材料，意味着更多的分析，将动态消息转化为深度报道，由此改变了时间的面向或层次。与此相似，针对政策规划之类的机构事件，添加的背景材料可以是关于结果的预测、影响的预判等，从而将“最近过去”变为“不久未来”的取向，也可以追溯更远的“过去”，拉长时间幅度。

记者拉伸时间的策略还具体体现在规律性的“时间整合”上。比如“上观新闻”的“韩正一周”“李强一周”，虽然也是党报的宣传报道，但是在其报纸母体《解放日报》上并没有类似的空间。这一诞生在微博时代的新型体裁，将散见于报纸上的“一事一报” 式的公开报道加以综合，有时甚至还会添加一些未曾见报的材料（这些内容在已然形成较为严格规范的报纸上无法刊载），尝试较为深入地分析“地方一把手”的政策主张和执政观念，以时间整合换取更大的可能性空间。记者的时间拉伸策略、整合策略，将其专业身份成功地“转译”到客户端上，给客户端的信息流增加了多重时间维度。

与从业者通过时间拉伸、时间整合的策略来实现时间“转译”不同，作为媒体组织，“上观新闻”更为积极的一种时间策略是身份转换，从活动的报道者转变为活动的策划者、共同参与者，从而由事件之后转到事件之前，同时也使媒体组织时间与机构时间进一步同步化，表现在信息流中，则是更多的共时性的“现在”和规划性的“未来”：“我们这两年做了新媒体之后，会参与城市的一些重要活动，比如世界技 能大赛，我们一起参与整个申办（过程），不仅是报道，申办报告、slogan征集、形象代表的征集，这些我们都是同步参与的。包括后来阿布扎比去竞选演讲的时候，丁市长去的时候，布展台也是我们布的，同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不仅参与了整个新闻传播的设计、文案的操作，对这样一个城市或者说国家形象的文化活动或者说论坛，也是一个品牌活动了，做了一个整体的包装，是比较深度的参与。”

针对记者零碎的“随时发稿”，媒体则采取组织层面的“时间整合”策略以应对。“上观新闻”转型之后，组织工作流程最大的变化是在原来下午4:30一次编前会的基础上，增加了上午11点的一次编前会，以加强“对内容的信源梳理和方向策划，做一些报社层面的统筹”。从笔者参加的新增编前会来看，与早先有关编辑室编前会研究所揭示的“争夺协商”版面资源不同，主要是相关负责人介绍舆情、各个频道通报选题计划等，很少横向部门之间的讨论，会议主持人也只是就少数报道计划的内容重点和方向提出建议，会议的主要功能是整合，而并非把关。

需要警惕的是，时间“转译”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在拉图尔看来，“转译失败” 即意味着“背叛”，将已经“黑箱化”（自然化）的中介者（mediators，主要指技术人造物）的黑箱重新打开，暴露时空和属性的不可调和性。在“上观新闻”的时间“转译”过程中，两种“即时性危机”现象，有可能“背叛”新闻生产机构的专业属性。一是客户端信息流的“即时性强迫症”，一是信息发布的“反即时性”，两种现象都揭示出时间“转译”过程中的障碍或者偏移。

所谓“即时性强迫症”，首先表现为追求发文时间的最小间隔乃至无间隔。仔细比较不同客户端以及客户端的不同频道可以发现，其时间间隔各不相同。像“今日头条” 之类的平台型新闻客户端，最上方的新闻往往是“刚刚”上线，下滑数屏可能都还处于以分钟计算的时间范围之内。“上观新闻”除了首页，其他大多数频道的时间间隔多是以小时计算，而且往往几屏之后就进入了“1天前”。以2019年1月3日（星期四）为例，这一天的首页发文134条，平均每小时5.6条，推荐页8篇、政情频道13篇、区情频道5篇，后三个频道平均每小时发文分别为0.3篇、0.5篇、0.2篇。这种差异其实首先是媒体性质差别的反映：“今日头条”大量聚合海量媒体信息，包括数千家专业媒体以及数十万的自媒体“头条号”，可以无限发文，而“上观新闻”作为一家专业媒体生产机构的客户端，主要是“自产自销”。属性的差别造成产量的巨大差异，进而“转译”成客户端界面上所显示的时间值差。

虽然“上观新闻”100余篇的新闻产量相比《解放日报》的50～60篇已经大幅增加，但是相对于“今日头条”数十万条的信息量来说，差别显而易见，体现在客户端界面上就是时间形态（“新鲜度”）的不同。这种时间值差对于处在竞争空间中的媒体组织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上观新闻”一位中层领导告诉笔者：“我也不知道读者是什么时候点开客户端，如果你只有80篇的量一直停留在那里不变，读者就会觉得你给我的生产力太弱，更新率很慢，就会影响到他下一次打开的欲望。在我看来，读者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打开你上海观察客户端看到的都要是最新的，也都是他最想要看的。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你就必须要有一定量作为你的支撑。”

为了满足新闻时间的量化要求，媒体组织以扩大信息的数量进行应对，除了记者一手采写之外，就是增加其他来源。在“上观新闻”每日生产的100余篇新闻中，约有四成是编辑摘编自其他媒体的信息（主要来自“人民日报系列”的媒体），内容基本上与上海本地无关。再以2019年1月3日首页频道为例，131篇报道中（全部发文中有3篇散文和广告未统计入内），来自于其他媒体的“舆情”栏目文章为65篇，占比49.6%。如果从新闻事件发生地统计，131篇中上海本地报道41篇，占31.3%；国内上海以外新闻共53篇，国际报道31篇，合计占比64.1%。客户端时间的可计算性，将即时性“转译” 为信息的数量，从而把“即时性强迫症”转变为“数量强迫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解放日报》作为城市党报的地方属性，走向平台化。                         

 “即时性强迫症”的第二种表现是追求同一时间阅读量的最大化乃至无限大。最为常见的是，为了争夺数据化的阅读量，为了争取“全网第一”，记者往往不遗余力争分夺秒，甚至是“定好闹钟，卡着点提前一分钟发布”，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点击率和关注度”。有趣的是，在一些常规的新闻报道中，有的记者却会反其道而行之，将新闻稿件压下伺机机而发，以获取最大阅读量。

这种“反即时性”现象，一方面表明这些常规报道可能本身新闻性不强，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媒体为了适应消费者的时间潮汐而重新分配新闻生产时间的组织策略。一位记者表示：“除非是关注度很高的新闻才会晚上发，如果是其他新闻可能还是早上发 比较好。所以阅读量会影响到我们不那么在乎时效性了。我写的评论一般会留到第二天早上发，尤其是晚上十点钟之后不会再发稿了。”

总之，客户端时间作为技术时间、个体时间和组织时间协调的产物，在信息流的基本框架上，形成了完全不同于报纸的信息发布间隔、新闻生产节奏以及复杂的时间维度与层次，形成了更倾向于未来的时间面向。在这个时间性的新闻网络之中，借助于可计算和自我指涉的技术时间，消费者时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它们被“转译”成数据化的阅读量和信息潮汐，对于新闻生产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者在技术时间与消费者时间的调停之下，努力将自身的专业性、权威性“转译”为信息流的即时性和新型的时间关联。

但是，“上观新闻”的时间“转译”并不总是奏效，它的身份属性难以完全“转译”，时有偏差、障碍。因此，还需要通过其他策略，包括空间“转译”，来完成转型。

（本文的下半部分将在之后推送）

作者简介：

谢静：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2019年第8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谢静。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新闻大学，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