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丨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下）

谢静丨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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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编辑部发起的评选活动中，我中心研究员谢静教授的论文《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获评第四期“中国新闻业研究十佳论文”，并将受邀参加2020中国新闻业研究圆桌论坛。我们将在公众号全文推送谢静教授的获奖论文，由于篇幅较长，将为分成上下两部分，本次为第二部分。

【摘要】本文以移动新闻客户端“上观新闻”为研究对象，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和“转译”概念，考察新媒体的新闻时空特征及其与传统媒体的区别，分析当前媒体转型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追踪客户端新闻时空的转译方式与实践过程，研究新闻网络的新联结形式，以探讨媒体转型的路径与障碍，同时探索一种新的转型研究框架。

【关键词】媒体转型；新闻网络；时空转译；信息流；结构化

（接上文）

三、结构化：新闻空间的折叠延展与流动定位

人们通常认为，新媒体技术发展导致时间与空间都被“消灭”了：新闻生产速度越来越快，最终可与事件发生同步；新闻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地理疆界不再是障碍。然而，正如上文所示，新闻时间远非一个“快”字可以囊括，而是借助于数字化可计算技术，实现了媒体组织、从业人员和新闻消费者之间的时间“转译”。同时，新闻空间也并非一个“广”字能够描述。所谓“消灭空间”，实质上是把空间局限于地理范畴，误读了人们生活空间的现实特征，忽略了当前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的崛起，将空间“矮小化”了。事实上，“当代空间是由地理空间、表象空间、赛博空间、社会空间等多重空间交错叠加在一起的真实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冯雷，2017：179），而并非类同于原始社群的“地球村”。作为一种新型的赛博空间，新闻客户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空间表象与地理关联。因此，对于客户端新闻空间的考察，需要将其置于“真实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之中，具体考察其空间特性及其与其他空间形式的互动方式，以更为细致地把握新闻空间转型的特征与“转译”过程。

为了描述“社会关系凭借结构二重性，跨越时空而不断形成结构的过程”，吉登斯（A.Giddens）创造了“结构化”一词，而所谓“结构二重性”，是指“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吉登斯，1998：526、89-90）。以此考察客户端可以发现，新闻空间的转型过程正是一种“结构化”，即在客户端中介的新闻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再空间化的方式与过程。这种再空间化体现在客户端的外部形态和再现内容方面，就是其空间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行动者不同的空间关系与结构，既是制约客户端再空间化的条件与基础，也为其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由于新闻网络行动者之间特殊的关联方式，不同类型的新闻客户端结构化的方式体现出较大差异，“上观新闻”的空间结构化具有鲜明的党报特征与上海的城市特性，这是生产者组织较为有力地“转译”自身空间特性的结果，但对于消费者空间的“转译”则较为薄弱、更加间接。

从媒介技术的表层形态来看，报纸版面空间与客户端空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报纸版面是静止不变的，客户端界面上的信息流则是不断更新的；第二，报纸版面容量（新闻洞）有限，受到纸张的物质限制，而客户端空间容量理论上可以无限大，以数字方式永久存档；第三，报纸版面横向展开，以马赛克方式并置，客户端由于移动终端的界面限制，只能纵向延伸，进行线性排列；第四、报纸版面是二维平面，而客户端则层层叠叠、多维延展，是一种典型的“褶子”。这些差别凸显了客户端新闻空间的技术性质：多维性与流动性。“物质的结构是由其被折叠方式构成的”，客户端空间延展方式的折叠、层化而非平面铺陈，型塑了特殊的多维结构，使其不断延续，“载向无限”，由此也导致其使用方式的时间关联，即相比平面空间，客户端的多维空间更依赖于时间维度的相互作用（进入另一个界面就是转入下个一时刻）——正如德勒兹（G.Deleuze）所说，“褶子的物质即是一种时间的物质”（德勒兹，2001：203、155），褶子结构进一步成就了客户端空间的流动性和“弹性”（可塑性）。

“上观新闻”和大多数新闻客户端一样，空间布局主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打开客户端之后的第一层界面（可称为宏观层），通常显示整体的信息流（包括纵向排列的信息标题与题图，以及时间、栏目等其他信息）和其他频道（屏幕上方）或者特定功能（屏幕下方）的名称。在这一界面，可以通过手指滑动推动信息流看到较早的标题，也可以点击其他频道或功能区名称，进入另一个信息流界面。第二个层面是点击信息流界面上的标题之后展开的具体文章（可称为微观层），通常也是通过划拉手指以延伸阅读。在此，客户端的空间布局高度依赖时间使用，即滑动屏幕或者点击标题，不同于二维空间上的同时性并置与选择性关注，而是加入了时间维度，使得客户端空间能够折叠延展，更有流动性。如果说信息流给其他行动者带来较多限制，空间的多维性和流动性则带来了更为灵活的空间分配和定位选择。

不过，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空间分配和定位选择灵活性的程度和具体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事实上，消费者的空间习惯经常与客户端相冲突。各种调查显示，当下人们的新闻消费空间已经越来越少地集中在专门的新闻客户端，而是转移到更具有集中性的平台型媒体（如“今日头条”）和社交媒体（比如微信中的好友转发）。与“今日头条”建立了合作关系的“上观新闻”，来自于“今日头条”的流量通常在50%左右，一些爆款甚至高达90%；另外社交媒体的流量约占20%。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2017年11月8日发布的消息“独家福利：跑2017年上海马拉松，登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因为提供了成绩查询服务，创造了近10万浏览量，分别来自40多个国家，但是只有54次直接来自于“上观新闻”客户端。而且，目前的技术手段未能向生产者提供地理轨迹数据，所以客户端之外的消费空间依然不可见。有些客户端可以通过定位服务和手动设置来选择地理位置和具体的城市或区域信息内容，不过“上观新闻”并未提供这一功能。因此，消费者“转译”自己空间习惯的主要方式，只有通过相对间接的内容选择来实现，即“转译”为特定地方内容的阅读数据。因此，客户端的消费者空间“转译”，并非其具体身体位置或消费空间，而是内容中的地方偏好，是一种主观定位。

消费者的空间偏好“转译”到客户端，表现在它有关地方的内容结构变化，其特点可概括为“空间扩张”与“地方具现”。与传统地方报纸突出地方新闻不同，“上观新闻”大量增加了编辑、转发的国际、国内新闻，比如2019年1月3日“上观新闻”首页131条报道中，上海本地新闻只占三成左右（41篇，占比31.3%），而同一天的《解放日报》上海本地新闻占比达到五成（52篇报道中有26篇事关本地）。网页版的“上观新闻”月度和每周排行榜显示，排行前20的新闻大多不是本地新闻。而根据2017年的内部统计，获得100万+的新闻主要是国际题材，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内容的兴趣面广，不受地方限制，另一方面也“契合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引发读者共鸣，最终获得高阅读量”。如前所述，这些内容的增加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客户端的“新鲜度”以满足即时性要求，其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客户端的地理结构。另一方面，客户端超越地方的特性和消费空间转移等因素，也促使“上观新闻”编辑有意识地选择具有更为广泛兴趣的国内和国际新闻，尤其是普遍性热点。可以想见，“今日头条”的读者遍布全国，他们如果选择阅读“上观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对上海地方的特别兴趣，除非是“重要的政经新闻、重要的政策规划、城市治理方面的新举措”等具有典型性、全国性意义的本地新闻，才能在平台媒体上获得较高的浏览量。

另外一个典型案例是被称为“流量担当”的港澳台栏目，相对于报纸而言，客户端上港澳台新闻的地点发生了巨大迁移。作为地方媒体，《解放日报》有关港澳台的报道主要立足于本地，话题则主要关乎“沪台一家亲”；而客户端的港澳台栏目则主要报道发生在港澳台当地的新闻。通过“八爪鱼采集器”的“关键词提取”功能发现，2018年4月的港澳台栏目中，标题关键词“台湾”地区受到的关注度最高，两岸关系、台湾地区党派人事相关新闻较多；正文的关键词中，“台湾”及其相应的“两岸”关系、“大陆”仍然是出现最高频的关键词，在以“台湾地区”为核心的关键词结构图中，“中国”“美国”等关键词同时浮现出来。

在“对外扩张”的同时，“上观新闻”也增加了小于城市规模的“小地方”报道，比如城区、街道、社区等，具体体现在频道、栏目的设置和标题落点等方面。“上观新闻”的频道和栏目设置，有不少是直接显示空间的，比如栏目名称中显示地方的有“公共空间”“上海屋檐下”“郊野笔记”等，而最具地方特色的则是区情频道，它主要反映城区基层事务，相关报道任务在转型之前分散在党政部、经济部等以事务类型区分的纵向条线之中，转型之后作为独立频道列出，突出了城区的地方特性和横向空间感。2018年4月的统计显示，区情频道发文241篇，平均每天8篇。在这些文章中，词频排名前20位的关键词中涉及空间的有13个，其中一种类型的词汇无明确指向性，如“小区”“街道”“公园”等；另一种类型则是带有明确指向性的地理概念，是特定的地方，如“长三角”“上海”“杨浦”“崇明”，等等。

频道负责人认为，标题越具体，越有“实体的东西”，越是能够跟读者建立关联，提高点击量。他给笔者比较了同一作者的两个标题：一个是“城市色彩|上海300多个地铁站，哪个风雅？哪个魔幻？哪个古朴？你曾在哪遇见和别离”，另一个是“城市色彩|上海这座老厂房幸而没拆，终成桃浦地区一大地标”。前一个标题带有“文艺小清新”的风格，更像报纸标题，而第二个标题的老厂房、桃浦都非常具体，点击量远高于前者。不过，这位负责人同时也表示，他们对于区县、街道的报道，仍然要从城市的整体视角进行衡量，即从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来评估其价值。因此，客户端空间的“地方具现”在总体上服从于“空间扩张”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空间扩张还是地方具现，“转译”的行动者空间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消费者来说，从具现的地方到扩张的空间，往往是以身体所在具体场景为核心向外扩散的圈层结构，体现了在“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中，人们进行自我定位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而在生产者看来，从地方到城市再到国家，这是一个等级结构，空间扩张更直接地反映了城市管理者在等级空间、斗争空间中的定位。用“上观新闻”一位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上海为什么最近特别重要？像在家里一样，如果要打仗派谁去？拼力气要选最高大的，拼智力要选最聪明的，拼综合素质你总会选最优秀的。上海就是这个家里最优秀的。”“上海肯定要站在国家立场上考虑。”即使是更多反映“小地方”的区情频道，也有城区之间横向竞争的背景：作为一级行政主体，各区竞争导致了更高的“发稿意识”，而客户端则可以满足他们的表达欲望和“点赞期待”。

“上观新闻”在客户端的空间“转译”，不仅体现在地理结构重组，还表现在对赛博空间的结构化。客户端多维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为生产者布局空间架构提供了较大的自由度。作为党报，“上观新闻”在客户端的空间结构化，比较明显地复制了媒体组织的科层空间结构；而媒体组织基于管理系统“条条块块”的条线分工与对接，又将管理系统的条块结构“转译”到客户端上。2016年整体转型之前，“上观新闻”是由一个边缘化的项目组来运作的，被看作是媒体改革的“自贸区”，其采编人员同时在报纸承担常规工作，因为是跳出既有条线兼职为“上观新闻”写稿，甚至有一种“抢原来条线的感觉”。整体转型时，将报纸的“部门制”改成客户端的“频道制”，频道下面设栏目（目前有9大频道，80多个栏目）。栏目设立采取自下而上、自由组合的竞标方式，是当前的基本“生产单元”，栏目主编拥有“审稿发稿、策划运营、人员调配、稿酬分配等权利，甚至比频道总监的权力更大”。因此，客户端的组织权力下移，中间层削弱，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生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大大增加。

这样的转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首先是频道与部门、栏目与条线的关系并未完全打破。虽然改革之初希望借助组织结构调整，打破原有相对僵化的条线体系，但是组织长期运作惯性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频道与栏目的人员构成和内容方向与原来的部门、条线仍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联。比如“公共空间”栏目，关注城市中有关建筑、环境等方面的话题，但是因为脱胎于传统的经济部，所以栏目也被放置在财经频道，而非城事频道。城事频道主要内容是文化教育，对应的是原来的文化、科教部，有事无城（城市物质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栏目仍然对口联系气象局，“小戚谈天”等气象类信息（大气空间？）也在公共空间栏目中，而城市交通等条线不在栏目对口范围，所以就不是“公共空间”。

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栏目的客户端空间可以更为直接地与对应的城市行政系统建立关联，形成条块分割的零碎空间。报纸的条线新闻大多经过夜班编辑的整合安放于公共版面，只有部分部门单独拥有的版面多为专题性内容。客户端空间的多维可塑，不仅给每个频道都开辟了独立空间，而且让80多个栏目也有了“自留地”。一方面，自留地赋予记者编辑以更大的专业自主性，可以追求更高的专业表现：不少访谈对象都表示减少了事件报道数量，增加了深度报道内容，从而弱化了直接为条线代言。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报纸的集中式把关，有些栏目可以没有障碍地直接将条线的工作性内容发布出来，将自留地变成了行政系统的“飞地”，强化了党报条线作为行政部门“第二单位”的传统。有关条线的报道也可以更方便地出现在作为新闻来源的机构工作人员的朋友圈和聊天群，从而赢得更多点赞，同时获得基本的阅读量。

第三个问题则是，自留地式的空间分配，导致生产的碎片化，媒体部门之间的协调协助变得更为困难，比如一些原本设想以技术创新驱动组织创新的新部门，最终却变成一个技术辅助机构。

“上观新闻”客户端对于地理空间和行政空间的结构化实践表明，在客户端的空间“转译”过程中，组织意图和空间特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转换，而消费者的空间转换则较难实现，主要是通过阅读数据而间接产生作用，而且还被组织的空间意图进一步转换、挤压。也正是这一原因，才导致尤莼洁认为“结构化的内容因过于僵硬而难以与碎片化的生活无缝衔接”。对比平台化的新闻客户端就可发现，因为没有组织结构惯性干扰，也没有条线关联要求，平台化新闻客户端的空间结构化方式截然不同，能够更好地“转译”消费者的空间特性，在技术空间与组织空间的架构基础之上，消费者也能够努力展开新的空间定位。

四、结语

在拉图尔看来，技术人造物能够发挥行动者的作用，主要是因为能够很好地“转译”其他行动者的目的或属性，实现中介作用。以此考察媒体转型，我们将焦点放在客户端的时空“转译”过程与结果上，据此大致了解了转型的具体方式与障碍。从网络的观念来看，时空“转译”是在一种多个行动者关联的动态进程中展开的，因此转型的评估不能停留在单独某个行动者上，而是要考察网络整体的“转译”效果。用拉图尔的话说，行动者网络最终要能够形成稳定可靠“联结”，即被黑箱化的“杂合体”。

根据上述分析发现，媒体转型在时间面向上表现为一种信息流形式，在空间面向上则表现为一种结构化过程；由于技术特性、组织属性和个体实践的交互作用，客户端以不同的方式“转译”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空要求与性质。客户端技术时间的可计算性和自我指涉特质，较为直接地“转译”了消费者的时间特点，以数据集成的方式对生产者施加影响。生产者则努力调整自己的流程、节奏并且采取多种新的时间策略，以有效“转译”组织意图和身份。从案例经验来看，生产者的新闻专业性、权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但是“即时性”问题仍然困扰着组织转型实践。

与技术时间和消费者时间在客户端“转译”中的相对强势不同，客户端的空间“转译”更多体现了生产者的身份特征与空间结构，将客户端结构化为一种组织和系统空间的翻版。因为消费者空间较少在客户端实现“转译”，因此新闻空间面临着与消费者空间的衔接问题。总之，从时间和空间“转译”过程和结果来看，“上观新闻”正在型塑与新媒体（客户端）、行政系统和消费者的新的联结，但是，这一联结还有诸多不可靠环节，未能形成可被黑箱化的“杂合体”。

在“转译”过程中，阅读量、点赞量等数字媒体特有的技术属性，较为强势地参与了“转译”消费者偏好的过程。作为党媒，“上观新闻”虽然并未将这些数量化的指标作为唯一评价标准，但是从管理层到栏目负责人再到普通编辑记者，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于数量指标的追求，比如前述记者对于发文时间的考量、对于小地方和大尺度空间两个向度的延展，都深刻体现了阅读量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管理层的叙事来看，这与其“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话语权”的目标并不冲突。当然，追求数量指标也并不意味着都以最大化为目标，比如带有更多条线特征的报道，就以争取直接相关群体的基本阅读量来体现其价值。由此也可发现，客户端的技术属性在协调新闻生产、“转译”时空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统合能力和多种可能性。

由于我们主要从媒体转型的角度来观察客户端时空形式的变化，所以侧重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时空方式在客户端的不同“转译”过程和结果，而未讨论客户端时空变化对于更多行动者的意义，比如人们在更为复杂的生活网络中的时空知觉方式的变化。在千姿百态的新闻消费情境中，存在着更多的技术与人造物进行时空“转译”，需要专门的研究才能细致、深入地描述、总结。而且，媒体转型涉及的要素和维度远不止时间和空间方面，因此案例实践中的诸多经验未能加以讨论，是为不足，期待后续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深化。

作者简介：

谢静：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2019年第8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谢静。新闻时空的转型与“转译”——基于“上观新闻”的移动新闻客户端研究，新闻大学，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