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外交部报道的第一天，主任说“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

我是一九八三年，也就是38年前，8月31号，八月最后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当时的外交部还在北京东四朝内大街，靠着隆福寺，一栋浅黄色面砖装饰的大楼里。后来：网信办也在那里办公，现在应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

我拿着外交部干部司开的介绍信，坐电梯到五楼，向翻译室主任报名，我敲开了翻译室主任办公室的门。主任叫过家鼎，个子不高，面容清瘦，五十开外，大家管他叫“老过”，我当时还是第一次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姓。后来才知道老过不止是姓氏独特，而且人也很有特点。他是外交部的资深翻译，50年代初曾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担任英文翻译，后来也参加过1955年的万隆会议，他曾经为毛主席、周总理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

他是一位视翻译质量为生命的人。我进了他的办公室，简单寒暄后，他就问我：“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女排在国际大赛三连冠，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老过用的是声调，在“国家队”三个字上打住，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自豪，眼神中带着一种挑战。

“我们服务的对象是总书记，总理，副总理，还有人大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用今天的话就是“国”字号领导人，他又轻轻地说，“当然，还有邓”。这最后五个字，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知道这是他的压轴词，接着沉默了片刻。“要下苦功，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拓宽知识面，好好干”，老过调高了语气，脸上没有笑容，特别认真地说。

后来我才发现，老过也是外交部里为数不多的性情中人，常有惊人之语。当时还没有私家车，部里每天都有班车接送上下班。老过曾和外交部班车上的几位大使辩论过一个问题，老过说：“外交部找一百个大使容易，找一个好翻译难。”老过讲话时显然激动了，据说得罪了不少外交部的老大使，这番话多年后还余波不断，不过他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

好像是2006年我在北京和他吃饭，他还是这么执著：“我还是这个看法。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翻译事业后继无人，特别是笔译，汉译英能够定稿的，全国都找不出几个大家。”坦率地说，他这番话不无道理，也点出了今天中国对外传播工作面临的挑战。

有时候短短一句话，比方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使用。。。 当年胡耀邦总书记见撒切尔。。。一诺千金

当然，老过主任这番话也体现了他对这一行的敬业，倾心乃至偏执，还真是招实可爱。如果我们从事任何一个职业的人都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天下头号大事，以工匠精神做好自己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做出品质和品位，这与事业，与个人，与国家都是非常之好的事。

当时的外交部闹房荒，许多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人还分不到房子，司长副司长还住在北京的筒子楼里，“筒子楼”现在年轻人不一定懂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边上都是一个一个单间，每间大概十几个平方米，卫生间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最早是各个单位的单身职工宿舍，因为长期没有新建居民楼，后来很多单间都驻了一户人家。我这样从外地新来的年轻人哪有房可分。老过说，“如果没地方住，住在办公室也可以”，老过如是说，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至此，我大致清楚了，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特殊的翻译道路，并因此也获得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今天回忆起来也感叹万千。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彭真、赵紫阳等等，还有当时的一大批副总理：李鹏、乔石、田继云、陈慕华等等。

第二天，我就把铺盖搬到了五楼的办公室，严格讲是办公室的打字间，安营扎寨，一连几年都以此为家，也时有不灭的灯光，工作还算投入。

当时的翻译室每周有一两次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主要是练习口译，重点是用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作为材料，练习汉英口译。大家也经常把平时翻译中碰到的疑难表述汇总起来，共同讨论，译成初稿，然后请翻译室的老专家裘克安（浙江大学外文系毕业，牛津大学硕士，1948年回国，后来还研究莎士比亚）；程镇球（中央大学毕业，在牛津大学留过学，学习政治）等几位老专家最后定夺。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很管用的做法。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说话大都有很强的个性和风格。邓小平讲“中国无非就是块头大”；彭真讲“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毛泽西”；李先念说，“我当过财政部长，甜酸苦辣我都尝过”。学过英文的人都知道，这类地地道道的中文表述最难翻译，一是如何把握其准确含义，二是如何找到对应的地道的英文表述。

好在我们有“中国模式”，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反复磋商，从初稿到最后定稿，采用民主集中制，最后编成一册一册的“口译难点”，有时候还有“笔译难点”，这些材料就成为翻译工作，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些材料，算是一个时代话语的准确记录。其实，一个所谓的高级翻译，背后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在支持你。很象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而他的背后往往是一个团队在提供支持和帮助。

展示 口译难点

这次安克里奇会谈，杨洁篪主任，中方的翻译强很多

老过也经常和我们谈他翻译的经历，有一次，他感叹：你们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给领导人做翻译，新闻联播就播出来，第二天报纸上还有照片，可以光耀祖宗了，我们那个时候基辛格来访问，我做过很多次翻译，但一张照片都没有。喔，想起来了，有一张照片，而且是人民日报，但我只有一个背影。

当时的政治学习一般都是先读一篇中央文件，然后进行讨论。比较长的文件，大家就轮流念。翻译室上海人不少，吴语口音的普通话把“积极开展”念成了“唧唧开展”，这还过得去。有时候音走得太远了，北方的大嗓门出来纠正一下，引来众笑。念完之后就是讨论，讨论很快演变成海阔天空的交流甚至调侃，时有密集的信息交流和精彩的思想火化。当时翻译室的空气是少有的民主，再加上大家天天打交道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又是在思想特别解放的年月，天难海北什么都谈，许许多多新鲜事。当时正值中英香港谈判的关键时期，有时扯远了，老过会突然大声说，“到此为止，打住，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否则明天香港股票又要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