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第一夫人：我丈夫搞暗杀？菲律宾人枪法不可能那么准！

上次和大家谈到我进入外交部后的第一场主要活动，接待马科斯夫人来访的先遣组。马科斯夫人访华的真实目的有三，一是强调菲律宾政局是稳定的，马科斯政权是可以控制住局面的。二是要求中国提供经济帮助。三是通过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表明马科斯政权在国际上仍然得到尊重，从而改善马科斯家族统治在国内的合法性，我想这也是她希望见到邓小平的主要原因。

1984年1月8日晚七点，万里代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的西大厅举行宴会欢迎马科斯夫人。夫人很快就把宴会变成了工作午餐，并显示了自己女性所独有的那种细腻委婉的政治风格和极具个性的语言特色。她对万里说：“美国的漫画把我画成穷凶极恶的女人，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如果我们一切都跟着超级大国走，他们就一定会把我画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了。”夫人爱美，对于别人“丑化”自己，耿耿于怀。“阿基诺先生遇刺，与我丈夫毫无关系，那也不会是菲律宾的人干的，因为菲律宾的人枪法不可能那么准，不可能那么准”。

她最后的半句话重复了两次。

我后来接触过不少菲律宾人，发现他们长于自嘲，这还真要有点儿民族自信才能做到的。三个菲律宾人，一台戏，互相嬉笑，乱开玩笑，认真不起来，这大概也是他们的民族特点。马科斯夫人接着说，“阿基诺一路从美国回来，经过日本，台湾，到处都有记者围着，好象记者都已经预感到要发生遇刺似的”。夫人花了很多时间向万里解释阿基诺事件以及菲律宾政治的恩恩怨怨。

话题又一下子转到了双边贸易。夫人问万里：“双方是否能尽快使双边贸易额达到每年5亿美元”。万里很爽快也很外交地回答：“我们希望增加得更多”。夫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追问万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明天签署的协议上明确写上发展到5亿美元？”万里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外交地说，“我们已经指示我们外贸部，要努力把中菲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夫人对坐在另一边的文化部长朱穆之说，“听说您还没有访问过菲律宾，您应该尽快来访问我们”。然后，她以自己那种权势人物特有的口气对朱穆之说，“我是菲律宾全国文化中心的创始人，非常希望加速发展中菲两国的文化交流”。朱穆之说，“我们的乐团已开始为访问菲律宾做准备，他们已经练习了不少菲律宾歌曲”。夫人说：“他们知道的菲律宾歌曲比我还多”。

夫人是一个懂文化外交的人。她出国访问随行的往往有一个三五人组成的小乐队，宴会上帮着一起助兴，很受欢迎。兴致高昂时，她还会拿着话筒唱上一首。不过这次她没有唱，她的小乐队也没又在这个宴会上演奏，但在后来的菲方的答谢宴会，他们来了，演奏了不少非常动听的菲律宾曲子，受到宴会宾客的热烈欢迎。

席间因为我坐在万里的一侧，他可能脑子里还在转其它事情，每次与马科斯夫人干完了杯，就与我干杯。几杯下来，坐在圆桌正对面的吴司长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我见他走到万里身边，小声地说，“这边是中国同志，不用干杯”。但我看到万里朝他瞪了一眼，很不以未然的样子，“中国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干杯？”。

第二天，李先念主席宴请夫人。宴会开始后不久，夫人就把话题引到邓小平，她问李主席，“邓主任的身体如何？”并请李主席转达她本人和马科斯总统对邓主任的问候。李说“谢谢，我一定转达”。李先念说，“邓主任身体不错，比我好。但毕竟年事已高，我们都希望减少他的工作量，让他多休息一点，这样他可以更加健康长寿，为我们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夫人点头表示理解。随后回忆了一段往事：“那年我访问中国，邓小平先生亲口对我说，中国和菲律宾不仅是朋友，而且是亲戚，亲戚越走越亲，我非常欣赏邓主任这番话”。李主席说，“让我们为我们两国亲戚般的友谊干杯”。大家纷纷举杯，中菲友谊长存。

五年后的1988年，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新总统阿基诺夫人时，也展示出他对亚洲民族的那种自然亲近感。他一见面就问阿基诺夫人，“你的女儿呢？”当阿基诺夫人把两个女儿从随行人员中叫到邓跟前，邓微笑地问：“你们可不可以叫我爷爷啊？”两个女儿点点头，邓接着说，“那我们就认亲了”。

1983年的北京真是可怜，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大商场，而菲律宾先遣队的成员个个是采购高手，喜欢买中国的丝绸产品和纯毛料子。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不是什么夫人访问的先遣组，而是先遣采购组。不过他们中的一位告诉我：“第一夫人超奇地喜欢购物，而且逛商店总是很有派头。经常说这一排柜台的东西，我都要了。然后我们这些办事的就忙着在后面给她开支票”。先遣队问北京那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它大商店吗？”几个人好几次问我。当时的北京就是那么可怜。不要说见多识广的马科斯夫人的先遣队，就是象我这样从上海进京的年轻人，都觉得无法解释我们的首都怎么就那么单调，那么缺少一个大都市应具备的起码的商业氛围，方圆十里（从白石桥到苏州街，北外）经常找不到一家店铺。

汽车开过长安大街能见到的唯一高楼，就是荣毅仁中信公司新建的咖啡色办公大厦，当时被称为“巧克力大厦”。送先遣队回国去机场时，见此建筑，先遣队的小姐们几乎同时叫了起来，“啊，北京也有点现代化的样子了”。当然，当然后来我也终于有机会去了马尼拉，那是2005年，我才发现这个城市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确实，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北京和整个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菲律宾则不停地搞政治，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20年内，换了三任总统，经过上百次大小兵变。整个菲律宾的经济经济鲜有增长。一位经常往来中国的菲律宾华人朋友在马尼拉请我吃饭：“中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怎么能比？这里就是全国天天搞政治，没有人真正地为老百姓干实事”。不过话又说回来，北京的现代化进程也太快了，太迅雷不及掩耳了，这个城市失去了太多本不该失去了不少古都特色和风貌，这的确是令人非常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