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五废除契约移民

2022-01-27 13:46:3708:59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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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时得离开从创立开始就经历着内外风暴洗礼的学院的话题了，另一件事情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所谓契约工人，就是根据契约从印度移民去国外做工的人，他们的契约时间约为五年左右。按照1914年《史沫资—甘地》协议，纳塔耳的契约移民的3英镑税废除了，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汉·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了一个废除契约工人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议案时宣称他已得到“英政府将按预定程序逐渐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头保证，我们应当动员他们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之所以长期容忍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完全是因为疏忽，大家都认为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政党领袖，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经完全倒向我这一边。这不是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对此深信不疑，但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这时候总督已不再隐讳“终会废除”这句话的含义了，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内有了其他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然而，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再一次提出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案，却被詹士福勋爵拒绝了。我开始巡游全国，动员大家的时机已到。
我想在动身以前应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答应了。那时马菲先生（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总督的私人秘书，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于是很快得到接见。谈话差强人意，虽然他答应帮忙，但并没有确切的措施。
我的第一站是孟买。杰罕极·贝迪特先生打算以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次会议。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开会草拟一个决议案，以便在正式的会上提出。史丹尼·李德博士、拉鲁白·萨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的问题是限定政府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期限。当时有三种意见：“尽快废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立即废除”。我的主张是限期废除，如果政府没有在期限内废除，我们便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拉鲁白主张“立即废除”。他认为“立即废除”比“在7月31日以前废除”的期限更短。我觉得人民未必懂得“立即”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号召他们参加运动，必须用一个更加明确的说法。人们对“立即”的理解不尽相同——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说法，而“7月31日”就很具体，不会使人产生误会，如果到那天政府还没有答应我们的提议，我们就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李德博士赞同我的说法，拉鲁白先生最终也同意了我的说法。于是我们决定将7月31日设为政府宣布废除契约工人制度的最后期限。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这项决议，不久印度各地的集会也相继通过这项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尽心尽力地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向总督请愿。团员中有从孟买来的妇女，我还记得塔塔夫人和狄尔莎夫人（现已故）。这个请愿团的作用很大，总督给了她们一个鼓舞人心的答复。
我还去了卡拉奇、加尔各答等地。到处都有集会，人民的热情无比高涨。刚宣传动员的时候，我并未料到会有这样的局面。
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体验。警察总是尾随着我，但是我一向光明磊落，所以他们也查不出什么，就不来烦扰我了，而我也不曾带给他们什么麻烦。幸而当时没有人叫我“玛哈德玛”，不过认识我的人见到我也总爱这么称呼我。
有一次，在好几个车站上都有侦探找茬，查我的车票，并记下号码。我是有问必答，尽量配合。同车的旅客把我当成“沙陀”或是“法吉尔”（Fakir）。他们看见我每到一站都会被骚扰，便替我打抱不平，大骂那些侦探。他们抗议道：“你们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地跟这个可怜的沙陀找茬呢？”他们还对我说：“犯不着给这些流氓看你的车票！”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给他们看看车票也没有什么麻烦的。这是他们的职责。”乘客们还是不理解，他们越发同情我，并强烈谴责他们这样虐待无辜的人。
其实，侦探们的盘查倒没有什么，真正难过的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最辛苦的一次经历是从拉合尔到德里。我是要从卡拉奇到加尔各答，中途在拉合尔换车。车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拼命地向上挤，如果门关了的话，就从窗口爬进去。我必须赶去加尔各答参加一个集会，如果我错过这班车，就无法按时赶到那里，可是我怎么都挤不上火车，谁都不愿意帮助我，我快绝望了。这时有一位搬运工看到了我的狼狈样子，他对我说：“给我12个安那，我替你找个座位。”“好的，”我说，“只要你把我弄上车，我一定会给你12个安那。”他便一个车厢接着一个车厢地向旅客们恳求，可是没有人理他。火车快要开了，有个旅客说：“这里没有座位了，不过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就把他推上来，但他只能站着。”“怎样？”搬运工问我。我马上同意了，他便从窗口把我推进去。就这样我终于上车了，而他也赚到了12个安那。
那一夜真不好受。其他乘客好歹还能坐着，我却抓着上铺的链子站了两个钟头。不断有旅客问我：“你为什么不坐着？”我给的解释是我没有位子，但是虽然他们是直着身子舒服地躺在上层卧铺上，看到我站在那里还觉得碍了他们的眼。他们这样一遍一遍地问着我同样的问题，也不觉得烦，而我也没嫌烦，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最后，他们总算消停了。有人问起了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们觉得难为情并向我道歉，并且给我腾出了个位子。就这样我的忍耐得到了回报。我实在累极了，昏沉沉的，感谢神灵在我最需要时又帮助了我。
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又从德里坐车到了加尔各答，喀斯巴刹王公是加尔各答集会的主席，他也是东道主。这里的人也和卡拉奇人一样热情高涨。有几个英国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在7月3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政府便宣布废除印度契约移民制度。
在1894年，我就草拟了抗议这个制度的第一份请愿书。从那时起我就希望这种“半奴隶制”——罕德爵士总是这样称呼这一制度——早日终结。
有很多人参加了1894年发动的那场斗争。不过我不能不说，就是那具有潜在力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加速了这种制度的灭亡。
想要详细了解当年那次斗争的情况以及参加那次斗争的人们的读者，请看一看《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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