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上）

      管保姆叫娘，管亲妈叫妈，我们兄妹从小就这样。后来，由于小伙伴们对此多有质疑，随着年龄增长，大哥、二哥、三哥陆续改口称大娘，而我和四哥一直未改，之所以不愿改口是因为娘喜欢我们这样叫她，我们也觉着这样叫着亲。 

                                                 （我跟娘唯一的合影）

     娘是1953年冬天来我家的。那年大哥三岁，二哥两岁，三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马上就要出生了。当时爸爸妈妈尚未转业，部队驻扎在泰山脚下。照队伍上的规矩，每生两个孩子给配备一位保姆，保姆费每月23元，由部队统一下发。为了照顾即将临产的妈妈，娘来到了我们家。娘人勤快，爱干净，讲脸面。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月白色的大襟小褂一尘不染，一看就是个利落能干的女人，行事做派跟一般的农村妇女大有不同。她来的那年34岁，比爸爸大三岁，比妈妈大9岁，被爸妈尊称为“大嫂”。

                           （爸爸妈妈和三个哥哥，四哥正抱在娘的怀里）

     娘来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有一位保姆，后来先前的保姆离开了，娘却留了下来。再后来，我们家的另一个保姆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没个能干长久的，只有娘一直留在我们家里。据说这是因为娘性子古怪，跟别人处不上来，但她跟我爸爸妈妈相处得却很融洽。她来自部队驻地附近的宁阳县，是个寡妇，25岁上守的寡，丈夫连个孩子都没给她留下。那时她的家乡刚刚解放，新政府宣传妇女翻身，鼓励寡妇改嫁。她哥哥是个村干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便动员自己的寡妇妹妹另寻人家。娘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坚决不答应，哥哥却不罢休，再三上门劝说。娘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这个大字不识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农家妇女，竟敢只身独闯大上海，在上海给人做了几年保姆，因为吃不得人家的白眼，不得已又回到家乡。回家不久，正赶上部队招保姆，于是便来到我们家干起了老本行。

     那时部队吃食堂，保姆因为领工资，公家是不管饭的，吃饭要自己另外出钱买粮食。娘很节省，每顿饭只吃最便宜的地瓜干窝头就咸菜疙瘩，而且咸菜都是从家里背来的，从不肯乱花一分钱。日子久了，妈妈感觉很奇怪，她知道娘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父母都不在了，又跟哥哥翻了脸，自己的工资也不低，不知道她这般节省所为何来，一番询问之后才明白，原来娘把这些年做保姆赚来的钱都积攒下来，全部给了自己的小叔子（死去丈夫的弟弟），因为小叔子曾经答应过她，要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她当儿子，将来为她养老送终，她真把小叔子的儿子当自己儿子对待了。妈妈对娘说：小叔子的话不能太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例子，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不敢保证将来能养父母的老，就更不用去指望这个从小就不在身边长大的、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小叔子的儿子能给你养老送终了。妈劝娘以后多留个心眼，应该给自己攒几个钱，以备自己将来有啥急用。妈妈还说：“大嫂，你放心好了，你就在这个家里待着就行，这些孩子们都是你从小一手拉把大的，我就不信将来你老了他们能把你掉到地下。”经过妈妈的一番点化，娘以后便不再给小叔子寄钱了。

      1955年，爸妈转业来到了潍坊，组织上安排我们家住在邓发街荷花湾附近老市府宿舍，也就是现在的十笏园里面。我们家单独住一个院，院门是个月亮门，院子里有棵老核桃树，每年都结很多核桃，到了秋天，娘拿一根竹竿打核桃，随着娘的动作起落，包裹着绿色绒毯的核桃球跳跃着滚得满地都是，哥哥们欢呼着去抢，这种游戏一做就是一个秋天。 

                                                 （我的四个哥哥）

    后来，娘跟她哥哥和解了。三哥和四哥五六岁的时候,娘带他们回宁阳哥哥家过年，三哥说，那次他们乘坐的火车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列火车是一个老式的车厢，在车厢的中间一溜装有三四个取暖用的、烧煤的大铁炉子，车厢的两旁及火炉的四周，有几排用木头做成的、没有后靠背的长条凳子，旅客们就在车上围着那几个火炉子取暖乘车，那确实是个老古董，我现在想，大概也就是去宁阳这些小地方的支线上还能看得到这种样子的车吧。”这是娘最后一次回老家，从那以后，她再没有跟老家的亲人见过一次面。

      父母转业到地方上以后，娘的保姆费就由我们家自己发了，爸爸妈妈每人几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全家七口人，娘的保姆费也随之降到了18元，还是比一般人要高一些，那时地方上的保姆费每个月是16元，但吃饭是不须娘另外掏钱的。那时的娘早已成为了我们家庭的成员之一，而且是我们家的最高领导人，家里的一切都由她说了算。爸爸妈妈发了工资全部交给她，由她去安排全家人的生活起居。四个哥哥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饭没个饱，那时的供给制是大人每月30斤粮食，孩子从每月6斤粮开始，每长大一岁就增加一斤，家里粮食根本就不够吃。但娘总是能够筹划得妥妥帖帖，安排得周周到到。妈妈说，娘有个拿手绝活，她似乎用尺子量过每个人的肚子，做的饭总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正好能让每个人吃饱，但又没有一丁点的剩余。其实娘哪里有这么神，只是因为多年来她养成了一个老习惯，从来不和我们家人一起上桌吃饭，每次都是等全家都吃完以后，若有剩的，她就自己悄悄地吃点填补一下肚子，没有剩的就只好饿上一顿；另外她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她会把全家人分成三等对待，第一等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娘会单独给他俩炒一个荤一点的菜，里面的肉和油水相对多一点，这个荤菜一般是放在爸妈的跟前，别人是不准往里面乱伸筷子的，几个哥哥也逐渐习惯了，不会向那个放菜碗的地方瞅；第二等的就是三哥和四哥，在菜上与大哥二哥没有什么区别，但有的时候他们每人能分到半个白面做的馒头解解馋。这一点让老大和老二很是嫉妒，尤其是二哥，对娘的意见很大。其实现在想想，他们弟兄四个的年龄都只相差一两岁，娘的这种做法确实也有些欠妥当，哪怕就是只有一个馒头，也应该给四人平均分配一下才对。因此第三等的待遇就是大哥二哥了，至于娘自己，她是把自己列在等外了，从来不加以考虑。多少年来，娘把全家人都装在心里，唯独排除了她自己。 

                                               （我的四个哥哥）

      我们家缺女孩，爸爸妈妈想闺女都想疯了。一天，爸爸从他参加劳动的乡下赶回家，兴冲冲地向全家宣布：有个老乡家生了好多闺女，他已经跟这个老乡谈妥了，要收养他的一个女孩，过两天就抱过来。妈妈很高兴，哥哥们也很兴奋，唯独娘的脸拉得老长，她说：“不是自己生的孩子，要过来养着有个啥意思？再说，离得这么近，等把她养大了，她还不得回头找她亲爸亲妈去，是不会跟你一条心的。到头来少不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你如果抱了来，就自己抱着上班去，我反正是不给你带。”听娘这么说，爸爸妈妈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灰溜溜地回房睡觉，再不敢提要闺女的事情了。

     1964年，我的降生终于圆了父母的女儿梦，娘也把我当宝贝一样宠着。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感觉自己有两个爸爸，一个妈妈，那两个爸爸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对我严格而不娇宠；而妈妈就是我的娘，有什么委屈受了什么欺负，大可以往娘怀里一扎，她立刻就会出面替我摆平。父母再忙，只要有娘在身边，日子就会过得有滋有味、热热乎乎的。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这样的平静日子没能过几天，一场灾难竟然从天而降，也把娘逼出了我们的家门。                        

                                                 （我的百日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爸爸已经被组织上安排到潍县一中当校长。一中校园里的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爸爸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先被打翻在地。先是批斗，后是游街，然后是被送到乡下管制劳动。妈妈也被赶到了乡下，家里只剩下了娘带着我们兄妹五个。一天，娘正拍着我睡午觉，突然从外面涌进了一帮戴红袖标的造反派，一进门二话不说，乒乒乓乓地一顿乱抢乱砸。爸爸搜集的一些名人字画被当成封资修的余毒一把火烧了，妈妈的渡江战役纪念章被抢走了。当时我还不懂事，不知道娘是怎么对付他们的，反正从那时起娘就赚了个很凶的名声，小将们见了她便躲着走。为了怕造反派再来找麻烦，娘像个哨兵一样开始站岗放哨，白天黑夜地抱着我坐在我们家门前。妈妈说那以后红卫兵再也没敢来抄过家。

       也许是娘的行为碍了造反派们的眼，那伙人开始找借口想赶娘走了。他们说我们家里孩子都大了，现在还雇着保姆，其实就是佣人，这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余毒，需要革除掉才行，要我们家把娘解聘遣返回原籍。爸妈反复解释说娘家里已经早就没有一个人了，让她回到哪里去？接下来造反派们给娘找了幼儿园托儿所等一些看孩子的单位，但是娘就是不愿意去；再后来他们又介绍娘到别人家去看小孩，娘也是死活不去。事情一直就这么僵持了下来，直到1968年，我大爷从济南来我家走亲戚。那时我大娘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大爷又当爹又当妈日子过得很是艰难。而且大爷心地善良，勤劳能干，总是那么的乐观豁达。他虽是四零年参军的老干部，但一点架子都没有。参加革命前他是个很出色的木工，人到中年了这份手艺也没丢掉。在我家的日子里，大爷把我家积攒多年的旧木条废木板像变戏法似的变成了新柜子，新椅子，新凳子。而且大爷还会做菜蒸馒头，他做的饭菜特别好吃。闲下来的时候就带领哥哥们打扑克，只要他在我们家，我们家就会被笑声和快乐填满。大爷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人，他的到来使家里重新有了生机与活力，也让娘孤独凄苦的心得到了慰藉。大爷对这个忠诚正直勤劳朴实的女人非常有好感，爸爸妈妈也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暗自想把他们往一块撮合。经妈妈从中一牵线，大爷立刻点头同意，娘虽然仍旧抱着“好女不嫁二夫”的老观念，但毕竟是形势逼人，她在我们家已经是很难再待下去了，不容她不答应，再加上她也看出大爷是个难得的好人，于是娘就变成了我的大娘，跟着大爷去了济南。

       娘走时，我只有四岁，失去了娘的庇佑呵护，我倍感孤独和寂寞。爸爸在离家很远的乡下，几个月回不了一趟家。哥哥们工作的工作，下乡的下乡，住校的住校。白天，我有时跟着妈妈去乡下搞中心（其实，搞得啥中心我也不知道），有时只好被孤零零地锁在家里；晚上，妈妈还要去开会学习，我只能一个人在家，强制自己入睡，但却怎么也睡不着。睁开眼睛，四周一片漆黑，我感觉特别的害怕。一天夜里，妈妈照例不在家，我听到屋子里时断时续地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不由得吓得浑身哆嗦，大声喊妈妈，那声音停下了，过了一会，又响了起来。我起身拉开灯四下观察，发现声音是从竖在门后的几截烟筒处发出的。我颤抖着靠近烟筒仔细一瞧，一个尖尖的小脑袋突然从烟筒里钻了出来，与我四目相对，原来竟是一只老鼠，由于是从烟筒里爬出来的，煤烟把脑袋染得黑黑的，只有一双绿豆大小的贼眉鼠眼亮晶晶地瞪着我，闪着凶恶的光芒。我当即吓得魂飞魄散。扭头三步两步蹿回到床上，扯过被子蒙起头来，放声大哭。心里不停地喊着“娘，娘，你快点回来吧！” 平生第一次有了“想念”的感觉。

                                                             （我四岁）

         娘走后一个多月的一天下午，竟然又回到了我们家里，我高兴得要疯了，拉着她的手再不肯松开。妈妈很奇怪，问她怎么回来了？娘说她受不了了，自从去了济南，每天晚上睡觉时都会听见我在屋后面哭，出去看看什么也没有。她实在担心得不行了，恳求妈妈让她带我去济南。妈妈正愁着没人照顾我呢，巴不得让娘把我领走。就这样，我便跟着娘去了陌生的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