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违心断果(1)

二、违心断果

曾国藩于六月初十日到了天津之后，看到事态就在他的预料之中，天津城内人心浮动，大家都等着看朝廷如何处理此事。同时，洋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曾国藩在十一日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虽然不知道事情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但正事也是必须要办的。在曾国藩看来，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安定人心，因此他于十一日向天津城内的百姓发出了《谕天津市民》的告示：

自咸丰三四年间，本部堂即闻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心窃嘉之。夫好义者，救人之危难，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谓任侠之徒是也。

秉刚气者，一往直前，不顾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类是也。斯固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愤事而致乱。即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闻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说。尔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为义愤之所激发。然必须访察确实。如果有无眼无心之尸实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实为教堂所指使，然后归咎洋人，乃不诬枉。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此尔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我能杀，彼亦可以杀报；我能焚，彼亦可以焚报。以您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内则劳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茶毒万姓而有馀。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您，而不顾祸患入于门庭，忧辱及于父兄，可乎？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您，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君上，可乎？此尔士民素无远虑之故也。

津郡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闻二十三日焚毁教堂之际，土棍游匪，混杂其中，纷纷抢夺财物，分携以归。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不特为洋人所讥，即本地正绅，亦羞与之为伍矣。

本部堂奉命前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明理而后可言好义，必有远虑而后可行其刚气，保全前此之美质，挽回后日之令名。此后应如何仰体圣意，和戢远人，应如何约束同侪，力戒喧哄，如何而惩既往之咎，如何而靖未平之气。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分条禀复。特谕。

当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同曾国藩一起负责这件事情的处理，此人已经有了多年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由于对洋人的惧怕，养成了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秉性。曾国藩虽然在官场上混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多少机会和洋人打交道，所以在处理案件时较多听从崇厚的建议。据崇厚的意思，还是尽最大努力不要把洋人得罪了。曾国藩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也只好试一下崇厚的方法了：“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崇帅欲余撤道、府、县三官以悦洋人之意，余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民心与洋人二者的选择中，无疑是选择了后者。

但这么做和曾国藩平时的为人是不相一致的。所以他的内心也承受了许多矛盾。在六月十七日的家信中他是这样写的：“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至六月二十一日，曾国藩不满于崇厚过分崇洋媚外的做法，他在给儿子的信里又写道：“天津洋案，罗公使十九日相见，虽无十分桀骛要挟之象，然推诿于提督，为兵船到后要挟地步。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竟不知作何究竟。崇帅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余观之殊不足恃。死生置之度外，徐俟其至而已。”

虽然如此，曾国藩的主意已定，在处理此案的时候，不惜将国人得罪，也要偏向洋人。

为天津教案，同治帝在六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谕旨：“有人奏，风闻津郡百姓焚毀教堂之日，上教堂内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等语。所奏是否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据实奏闻。至所称传教有碍通商一节，应如何设法弭衅之处，并着详察情形妥筹具奏。原摺着抄给阅看，将此密渝知之。”同日又下了一道谕旨：“前据曾国藩奏，本月初六日启程赴津，现抵该处已逾多日，此案启衅根由想该督必已详细查明妥为筹办矣。迷拐一案究竟有无确据，此系紧要关键，即着该督迅速具奏以慰崖系，并将现在筹办之法及该处近日民情一并奏闻。崇厚已派出使法国自应及早启行，着曾国藩体察情形，如崇厚此时可以交御，即着该侍郎先行来京陛见，以便即日起程，其通商大臣事务着曾国藩暂时接办。成林现已病痊销假，不日亦可驰赴天津，俟该京卿到时，曾国藩即可将通商事务交卸。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因此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三日上奏朝廷，向朝廷汇报了他办理此案的经过。并在奏折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他在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愤，激成大变，必须确查虚实，乃能分别是非曲直，昭示公道。

臣国藩抵津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ロ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投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宁津者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

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馀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

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终年肩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皮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迫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并且，他在奏折中写明了天津市民对此时存有疑惑的原因，他写道：

天津风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随声附和者不失为义愤所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