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违心断果(3)

3.

曾国藩上此奏折后，已经预感到会有许多人谴责他对此事的处理不公，他在二十四日给曾纪泽的信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对内有负于神明，对外也会挡不住舆论的压力:

字谕纪泽儿：

二十三日接尔ニ十二日禀。罗淑亚十九日到津，初见尚属和平，ニ十ー二日大变初态，以兵船要扶，须将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抵命。不得已从地山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治民望。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公密之。尔可交与作梅转寄卢、钱及存之一看，以明隐忍，为此非得已也。

日来服竹龄药，晕症已减。惟目蒙日甚，断难久支，以后亦不再治目矣。余自来津，诸事惟崇公之言是听，挚甫等皆咎余不应随人作计，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余才衰思枯，心力不动，竟无善策，惟临难不敢苟免，此则虽耄不改耳。此谕。

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中，他给自己的儿子写下了以下的话：“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

自己的行为愧对天地良心，愧对天下国人，这些曾国藩都是非常明白的，但他为何又执意要这么做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怕！怕如果这件事得罪了法国人，就会引发战争，那么清政府就一定会在战争中失败。曾国藩的这种对洋人的恐惧，在他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给彭玉麟的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国藩办理津案之时，诸多棘手。缉凶一层，已于九月间奏结，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等犯ニ十五人，其赔偿、抚恤等事由总署议定，约给五十万金，洋人始就范围，全案业已议结。大抵此事在局中者皆以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ロ，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故夏秋间办理此事，不惮委曲迁就，躬冒不韪，冀以消弭衅端。惟仆初赴津门，力疾前往。精神不能遍照，布置多有未周。六月二十三日一疏袒护天主教，既乖正理，并违本心，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五疑”一层，遂致物议沸腾。八月ニ十八日曾陈一密片，稍救前疏之失。法布构兵，法国为布人所围，几致破灭，而布使在京，仍与法使联络一气，坚持津案，仍不肯稍有异议。英俄各国亦复彼此勾结，其交甚固。刻下虽暂无事，而中国既无术自强，彼族环伺，后患方长，实深隐虑。

正是因为受制于这样一种恐惧心理，曾国藩再一次向人民举起了屠刀，重新变成了他以前做“曾剃头”时的模样。八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三日，他两次向朝廷呈上奏折，汇报了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后处理：处决天津市民二十人，有二十五人被发配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并且向法国赔偿白银五十多万两，并派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

唯此案事起仓猝，本无预先纠集之正凶，而洋人多已伤亡，又无当堂质对之苦主。各尸初入水火，旋就掩埋，并未验伤填格，绝无形迹可为物色凶手之资用。是漏网之犯，难于掩捕，已获之犯，不肯认供。天津无赖之徒，有称为混星子者，向以能熬刑自诩。此次辄以为出于义愤，虽酷刑而不畏，而邻右亦不敢出而质证，恐为舆论所讥弹，又虑仇家之报复。欲求罪当情真，定案万难迅速，欲以无辜充数，则问心既有所不忍，而亦不足服洋人之心。棘手甚多，愈办愈窘。反复筹思，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

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

当时众忿齐发，聚如云屯，去如鸟散，事后追究，断不能辨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此变通办理之一端也。常例断狱决囚，必以本犯画供为定。其本犯供词狡展，则有众证确凿，即同狱成之例。此案则各犯恃无尸亲，坚不吐实，旁人又不肯轻易指质，众证亦殊难得。臣等议定本犯无供，但得旁证二人三人指实，取具切结，亦即据以定案，此又变通办理之一端也。计讯定证供确实者十ー人，无供而有确证者四人，共计可以正法者十五名。拟办军流者四人，拟办徒罪者十七人，共计可科轻罪者ニ十一名。除即日将各犯供摺咨送总理衡门暨刑部外，谨先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其情节较重，讯有端倪，供证均未确实者，尚有十六名，拟归于第二批办理。情节较重，在逃未获者，尚有十一名。一并开单先呈御览，以释宸廑。将来第二批奏结，或再办首从犯各数名，或与洋人订定抵偿实数，中国如数办到，请旨救下总理衙门核定行知臣等，以便遵循。此次定拟各犯，若遂速行处决，将来拿办愈难，应与洋人商定，统俟续奏二批后并案办理。

然后曾国藩又在奏折中写明了他对天津教案为第二批人犯的处理办法：

两旬以来，严伤地方文武各员续行访拿，昼夜研讯，又获应正法者五人，应办军徒者四人，各犯供词抄咨总理衙门及刑部备查，谨开列清单续呈御览。此次审明各犯，皆系续行缉获，不在前次附开两单之内。其前单供证未确者，除何四现已治罪外，其馀再四讯鞠，迄无定供，亦无确证，碍难定罪，应即随时释放。前单在逃未获者，除杨二现已拿办外，其馀购线密拿，迄未缉获。其中尤要之犯，应俟缉获至日，另行奏结。此案事起仓猝，并无预先纠集之人，其后杀人放火万众喧杂，亦非百姓始意所能料。今中国力全邻好，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昨准总理衙门抄录罗使信函移咨到臣，内称派德翻译官前赴天津出具切结，并确查烧毁房屋被抢物件，以便议偿等语。该翻译顷已抵津，候查回京当可议定赔偿确数。拿凶一节最为难办，此事就绪，则其馀各节皆可次第定议。惟查拿凶手虽系首先应办之事，而处决人犯究为最后完案之着。臣等先后定拟，应行正法之犯，应请救下总理衙门，俟修堂赔银诸事议结之后，知照臣等酌定行刑日期办理，免致处决之后，事犹未了，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这种有违民心的处理方式被公布于世之后，国内的人民愤怒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纷纷对曾国藩这种侮辱国家和人民的不耻行为进行谴责。如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即指责曾国藩这样处理问题是很不正确的：“虽受迷无据，而幼童百许、童贞女尸适从何来？王三虽未承招，武兰珍则生供具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翁同穌在日记中也对他进行了讽刺：“自津事起，通商大臣亲往美国馆中，列长筵，以温主慰藉法荫，坐下座，奉事甚谨。继而，为下保护之诏，为通伤疆臣维持之札，有言及迷拐事，则力曰其诬。

直是心悦诚服，非含垢忍辱而已。继而得曾、李（指李鸿章）复函，以为谋深识，中外一心矣。毛公（指毛昶熙）铮铮，尚持公论，董恂（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则曲意逢迎，不堪言状。噫！”如仓植指责说：“诚恐上损国体，下失民心，为今之计，当不应尔。”他书写的悬挂在湖广会馆的楹联，也被他在京的湖南同

乡气忿地撕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