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三、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对天津市民的残杀，在曾国藩一生的大规模的“剃头”行为中算是最后一次了，然而，此次残杀并没有令他因此而得到荣誉，而是把他几十年的声誉都给毁了。连他自己也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后悔。他在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给彭玉麟的信中就进行了忏悔：“仆自问四、五年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此次再来江南，则画虎不成，反类犬矣。”回忆曾国藩的一生，他没有几件事不是做得违心的。不想做官，但却一直到死在做着；不想杀人，却是个杀人魔王，这样的一生实在让人感到悲哀。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曾国藩此次对天津教案的杀害天津市民以满足洋人要求的处理方式，虽然各方人士都谴责他做的不对，他自己也愧悔万分。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却收到了投桃报李的成效：实实在在地使一场战争归于平息。所以，清廷非常满意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因为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看来，中国人有的是，把几个“不安分”的中国人除去，这并不是什么要紧事，而一旦把洋人惹恼了，清廷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了。另外，很客观地说，在当时中国实力如此软弱的情况下，自不量力，对洋人采取强硬政策，我们也不能想象结果会是怎样。即连当时和曾国藩势不两立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当他在湖广总督任上面临同样的“教案”事件时，采取的处理方式与曾国藩也没有两样，并十分后悔自己当初对曾国藩的指责，这件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到达天津算起，到九月二十日离开，总共不过一百零二天。如果从接到处理天津教案的谕旨那一天开始计算，到八日四日改调两江总督止，才仅仅有七十天的时间。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眩晕、腹泄、呕吐的现象曾一度出现在曾国藩身上，崇厚因此上奏总督病重，希望朝廷能够另派一名大臣，清延乃着工部尚书毛昶熙和江苏巡抚丁日昌到天津协同办理此事。八月，又命李鸿章会同办理，并把曾国藩的直隶总督的职务接替了过来。曾国藩先后共逮捕了八十多名无辜的群众，于八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三日分两批结案，于是天津有二十名市民被杀，二十五人充军，同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革职充军，还以赔偿费和抚恤费的名义付给法国共五十多万两银子。朝廷还令崇厚为钦差大臣，到法国去进行正式的道歉。一场中国人民反教会的斗争，却招致了无数民众的死于无辜和清政府的屈辱赔款。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曾国藩他自己又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在他办案将了未了之时，社会上便舆论纷纷，不少人谴责他“畏蕙辱国”。他的“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如仓植就曾经对他进行了指责：“诚恐上损国体，下失民心，为今之计，当不应尔。”连他书写的悬挂在湖广会馆的楹联也被他在京的湖南同乡气忿地撕毁。可以说，他的多年以来的名誉已经毁于一旦了。

于同治九年年底，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曾国藩也已经重新担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他在给老部下李元度写信的时候，才更冷静地对于自己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处境与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六月初旬，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分歧论理者，金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穀。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至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

这里，曾国藩痛苦地反省了自己在外交的“过柔”的处理手段。这种手段给他带来了“谤议丛积”和“积年清望几于扫地殆尽”的后果，他所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

以奕䜣为代表的一些人组成了“论理者”，包括李鸿藻、倭仁、翁同侖龢、李如松、宋普等人。他们认为民为邦本，朝廷的统治一定不可以失民心，失民心则天下解体，可利用当今的民心，利用这个机会，把京城的外国使馆和头领都除掉，与外国决一死战，一来报了咸丰之仇，二来也是大快人心之事。醇亲王奕還在天津教案后的第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递上一封密折，再次把他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中明：“今夷务内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争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去年崇厚出使，以及惩处天津府县，其明证也。”他说：“欲复深仇（按，指咸丰帝对英、法联军之仇等），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颈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而不审度必不至此。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然亦难望转机矣”。翁同穌在日记里也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进行了讽刺：“自津事起，通商大臣（按，指崇厚）亲往美国馆中，列长筵，以温主慰藉法酋，坐下座，奉事甚谨。继而，为下保护之招，为通伤疆臣维持之札，有言

随缘 17:41:35

集议，迫朝廷以不能不允之势，杜极谏力争之口。如此要挟，可谓奇绝。去年崇厚出使，以及惩处天津府县，其明证也。”他说：“欲复深仇（按，指咸丰帝

对英、法联军之仇等），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颈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而不审度必不至此。不但一时矣”。翁同穌在日记里也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进行了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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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指崇厚）亲往美国馆中，列长筵，以温主慰藉

继而，为下保护之招，为通伤臣维持之札，有言及迷拐事，则力日其诬。直是心悦诫服，非含垢忍辱而已。继而得曾、李（指李鸿章）复函，以为老谋深积，中外一心矣。毛公（指毛昶熙）铮铮，尚持公论，董恂（时任总理衙门门大臣）则曲意奉迎，不堪言状。噫！”这些“论理者”的强硬外交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百姓的赞同，他们对“含垢忍辱”者的愤慨，多少也是我们民族自尊心的表现。但是，他们却不懂得审时度势，对中西冲突中的双方实力根本就不了解，夜郎自傲，一心只想着“决战”和“雪耻”，而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际应该采取的行动，实际的“决战”准备就更谈不上了。

以奕䜣为代表的“论势者”派，包括崇厚、董恂、宝鋆、沈桂芬、丁日昌等人，他们多为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外交大臣，或封疆大吏。他们认为中国的将兵武器根本不能和外国相比，宫曾经迁逃热河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他们认为只有解除彼此的争端，保存和局，中国才有徐图自强的可能。他们这种从现实出发、考虑到未来的态度，也有可以借鉴之处。然而他们违背民心，不顾国家尊严，缺少民族气节，因此时人和后人都以之为耻。曾国藩历来与奕诉等人就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崇厚又是与他共同办案的人，所以他比较偏向“论势者”这一方。

其实，曾国藩自己何尝不愿意做一个“论理者”，懂得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懂得应该如何去维护国家的主权。西方列强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们除了运用武力野蛮地掠夺中国外，同时在外交上也以武力相威胁，或者用武力得到外交所得不到的。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压根儿就没想过和平外交和法律程序，而是向天津、烟台海面调集军舰，运用武力手段威胁清政府；其他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互相勾结，英、美等六国和法国联合抗议天津一事。曾国藩非常了解侵略者的这套把戏，他懂得对待武力的威胁，武力的防备是必须的。他在六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是这样描述他的想法的：“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若中国无备，则势焰张；若其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现令张秋全队九千人拔赴沧州一带，略资防御。李鸿章前往潼关，臣已致函商谕，万一事急，恐须统率所部由秦人燕。此时陕回屡受大创，若令李鸿章人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九月初九日，他又奏请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留下两万石放在天津，用以满足李鸿章军及刘铭传军之需。接着于七月十九日奏请檄令刘铭传赶到天津去亲自带领铭军。这些措施表明，曾国藩知道如何防范侵略者的外交。同时，他下定决心，即使事情发生突变，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在来天津前便“自誓效命疆场”、即使是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向上也表达了自己尽忠的决心：“臣自咸三年带兵，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然而。曾国藩在天津的涉外活动，却丝毫没有显示出一点要“效命疆场”的痕迹，而是完全遵从了李鸿章运筹的“驭夷之法，以羁靡为上”的策略，事事处处给侵略者让步，最后滥杀无辜的中国人，向侵略者赔款赔罪才把这件案子了结。这种言行的不一致，仅仅用道德修养是不能够解释清楚的，而是由于他在办案过程中对中外形势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他写信给宝整道：“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军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草运寿的“驭央乙法，以构原为上”的隶略，爭爭处处给侵略省让步，最后滥杀无辜的中国人、向侵略者赔款赔罪才把这件案子了结。这种言行的不一致，解释清楚的，而是由于他在办案过程中对中外形势进合宝黎道：“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军则绿营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他给彭玉麟的信则阐述的更为详细：“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众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他把自己的内心剖析得很清楚：“必须隐忍以全和议者，就势而言之也。……必须力争以全国体，此就理而言之也。欲求理势兼顾，殊无良策。敝处所办，盖亦偏于衡势者，措施又多失宜，物议之腾，亦无足怪。”他也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这位内心充满“论理者”思想的人实际行动中却成为了“论势者”。

曾国藩固然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外形势上的差异，懂得运用武力的意义非常重大，也懂得应该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但是，他畏惧于敌人强大的势力，而委曲求全，甘愿受侮，因而丧失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便造成了这样错误的后果。然而，清廷对于处理天津教案的指示，曾国藩也不敢违抗，也只能顺着朝廷的意思做。例如，五月二十五日，朝廷命令曾国藩到天津去处理此案的第一道上渝中说：“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這。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感觉上好象要曾国藩去伸张正义。所以，曾国藩在五月二十日处理此案的第一份奏折中，也就仔细调查了案情，出一副“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的“公允”姿态。可是，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坚定的态度处理此案，后来因为侵略者的威吓而屈服，再也不敢追究“罪无可逭”者的责任，曾国藩也就对这些“迷拐人口”的“匪徒”不再进行审讯，反而将矛头指向了烧毁教堂的那些人，转换了用刑的方向，改变了专政的对象。这些无论对他、对清廷、对历史都是一个悲剧！

又如六月十九日的上谕：“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七月十六日上谕：“如将下手滋事之犯按律惩办，则洋人自不至节外生枝，再不归咎于府、县。”曾国藩并不同意这些上谕的说法：“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毫无头绪。”“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但是，他对于清廷“严拿凶手，弹压乱民”的方针还是一丝不苟地严加执行，向激于义愤的天津爱国士民开刀。同时，他仍然不敢放弃内心“论理者”的姿态：“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待之，断不再软一步。”但是，在侵略者进一步要挟的情况下，软弱无能的清廷向侵略者求和。“总署催余缉拿正凶，提解府、县、一日一函，迫于星火”的情况下，他也不是按他上面所说的话做，而是捉拿了八十多名“乱民”，比“断不再软一步”前增加了六倍！这些人的意志都很坚强，不肯认罪，其认供可以正法者，也才只有七八人之多。对于此事他的感慨很深：这些人“将来不免驱之就戮，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之数，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述之坏也。”他在八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说明自已也是有苦衷的：“欲求罪当情真，定案万难迅速；欲以无辜充数，则问心既有所不忍，而亦不足服洋人之心。棘手甚多，愈办愈窘。”洋人如果又一次挑起事端，“忽来战攻，则吾将获大戻。”怎么办？他的心中自然有答案。但还是依照清廷的意思，违心地提出了“变通办理”，不完全依照供词来断案。他甚至逢迎清廷，提出与洋人商定应赔偿的实际数目、中国绝对没有异议的荒谬建议。并在写给恭亲王的信中说，法国方面的公使“指定必须抵偿若干名，再竭一两月之力，亦必可如数交卷”。

这种俯首听命于侵略者的奴颜，真是把天理、国格和人格都丢尽了。

在夹缝里讨生活的人，或者是从夹缝中冲出去，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天空，或者就只能四面碰壁，四面讨好，而最后却什么都得不到。曾国藩就属于后一种类型。他由于畏清廷，畏洋人而做下丧失国格的事，由于处事违心而内疚，由于悖情逆理、遭到舆论的谴责而终日闷闷不乐，这位天津教案的镇压者在办案过程中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也是这位早年重视“华夷之辨”、中年首次提出创办洋务以图自强的曾国藩，在他的晚年却做出了如此辱国屈膝、丧失物望勾当的原因。他这位悲剧人物产生的原因也正是当时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