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姆斯蒂德被牛顿侮辱而怒气未消之际，进一步又把关系弄得更糟。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自行推算出一些结果，而不是单纯地把观测数据送给牛顿。不幸的是，他或他的一个助理却把计算过程完全搞错了。牛顿丝毫不在乎他们早已恶化变质的关系，冷峻地回信说：我只要你的观测数据，而不是你的计算，如果你同意这个提议，那么请你先寄给我1692年的观测资料，我将它们计算好之后，会套进一份结果给你。但假若你不同意，我希望你另提可行的办法，以便你继续将观测资料提供给我。或者我必须甘愿损失到此为止花费于月球理论的全部努力和时间，请你坦白告诉我……弗拉姆斯蒂德受到了责骂，当然十分难过，可是他的再度反击，只能使他们俩的关系再度崩塌。两人在往返的信函中都使用赤裸裸的尖刻言辞，弗拉姆斯蒂德坚持称他已经做了牛顿要求他做的所有事，牛顿则愤怒地回应说他亲自给予皇室天文学家的材料“比许多观测更有价值”。弗拉姆斯蒂德在私人笔记中形容牛顿为人“急躁、做作、残酷、傲慢”。
后来，这些互责互骂就如冲突的突然开始一样，突然停止了。到1695年，牛顿显然对月球失去了兴趣。他把弗拉姆斯蒂德最新的一封信搁置了大约两个月都没有回应，一直到9月初才告诉对方：“我一直找不到时间去思考月球的理论，在这个月里或者甚至以后都不会有时间去想它，我认为应该通知你，以免你觉得我的沉默奇怪。”除了最接近牛顿的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位卢卡斯讲座教授已将注意力从月球转移到伦敦和造币厂去了。然而尽管月球理论的研究之后被搁置了10年，牛顿对弗拉姆斯蒂德的无能和失望，只有随着时间继续增加，而不会减少。他们两人终于又在皇家学会碰面了，表面上，他们很少公开说话，私底下彼此间的不和却逐渐加剧。弗拉姆斯蒂德不喜欢的另一个人——曾被他称为“不是我的朋友”的皇家学会院士格雷果里，则明显附和牛顿，他很不公平地指称：“由于弗拉姆斯蒂德的暴躁，月球理论不能获得结论，弗拉姆斯蒂德的名字将不再被提起。不过，如果弗拉姆斯蒂德把观测资料给牛顿的话，牛顿只差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如今他还需要四分钟。”
格雷果里是牛顿可以商议私事的忠实死党之一，他参与了《原理》发行新版的筹划，那是在1703年牛顿在当选皇家学会主席后重新提出的。但是，为了让花在出版新书上的大量功夫值得，牛顿想要在第二版中加入月球运行的数据以及一份详细的星座图表，以它为背景，可以更准确地画出月球的运行。牛顿很快就想到弗拉姆斯蒂德的手中就握有他希望得到的全部资料，而且全英格兰只有他一人才有。当然他知道他们之间有过太多的互相污蔑，要取得那些资料的唯一方法便是使用权谋，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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