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①！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②，何足算也！”
【注释】
①硁(kēng)硁：象声词，敲击石头的声音。这里引申为像石块那样坚硬。
②斗筲（shāo）之人：比喻器量狭小的人。筲，竹器，容一斗二升。
【翻译】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称得上‘士’呢？”孔子说：“能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不辜负君主的委托，这就可以称作‘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孔子说：“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乡里的人称赞他友爱。”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孔子说：“说话一定要诚信，做事一定要坚定果断，他虽是见识短浅的平民，但也是响当当的汉子了，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那些执政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唉！一班器量狭小的家伙，算得了什么呢！”
【解读】
‘士'的标准
在孔子看来，“行己有耻”“不辱君命”方可算得上“士”；差一点的像怀有孝悌之心的、有着良好口碑的人也还可以算得上士；再退而求其次，那些做人诚信、行动果断的人也还凑合，不过许多统治者却算不上。孔子的话里有点儿“肉食者鄙”的味道。依据孔子的观点，我们可以按照要求从高到低把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士、中士和下士。
所谓的上士就是国家级的士，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怀有羞耻之心、出使他国不辱使命的人。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不已的时代。各国在内政、外交、军事上都是矛盾重重，为化解复杂的矛盾，就得找到有才能的人出使别国进行周旋。当然，前提是必须得保证这个人的道德修养没问题，这就是孔子所言的“行己有耻”，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上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失，下要维护个人的尊严不受伤害。在此基础上不辱君命，才称得上是上士。秦昭王想得到赵国的国宝和氏璧，却又不想兑现许诺给赵王的15座城池，结果蔺相如看出了秦王的意思，以损毁玉璧作威胁，换得秦王的退让。蔺相如随即让属下带着玉璧回国，“完璧归赵”。蔺相如此举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维护了个人尊严，堪称士之表率。
而中士就是指宗族级的士。这种人时刻铭记孝悌之义，关爱父母兄弟，在宗族和乡里为人称道。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孝悌的意义在于通过关爱亲人这种实际行动达到凝聚并团结种族、宗族的目的，增强人们的宗族认同感。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社会就是由无数个以宗族为单位的个体共同组成的，只要宗族内部人员团结、人们的宗族认同感强烈，那么整个社会就能正常有序地运行，这是统治者最希望的结果。作为个体人，如果能做到谨守孝悌之义，那即是对家族的贡献，所以孔子对此不吝表扬，说此类人亦可算作“士”。“时年九岁，母丧父存，温衾扇枕，奉侍晨昏”的东汉黄香，他的孝行为邻居和乡里所称道，最终感动太守刘护，刘护上书朝廷，推举其为“孝廉”，后来他一路平步青云，直做到尚书令。
孔子眼里的下士是指朋友级的士。虽然是“硁硁然小人”，但在朋友圈子里讲信义、重行为，还是值得称道的。古人讲，与友人交，一定要言而有信。春秋时期的季札，有一次出使时去拜会徐君。徐君一见到季札，就被他腰间佩剑所吸引，却又不好直说，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看在眼里，内心暗下许诺：等我办完事情之后，一定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君。怎料季札出使返回时徐君已经过世。季札解下配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季札的随从疑惑地问：徐君已经过世了，您将剑悬在这里，还有必要吗？而季札却说：虽然他已经走了，但我的内心对他曾经有过承诺。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义呢？君子讲求诚信与道义，就像季札，他没有因为徐君的过世，而违背做人应有的诚信。
无论是哪一个级别的“士”，其实它的标准都差不多：要有渊博的学识和良好的品行。两千年以前孔子所言的“士”，时至今日依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领导者而言，我们做事做人要有羞耻之心；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公司的目标；在工作里要关心、爱护同事；在家的时间多陪陪父母；与他人交往不可失信于人……今天的我们如果达到了这些所谓“士”的要求，必然会成为被身边人敬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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