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路，就去闯一条

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




作者曹保印




朗读—马勇丽




没有路，就去闯一条




“世上一切进步都是创新的结果。没有创新，没有超越，就没有价值，就没有明天，就没有生命。不创新，毋宁死。”说这话的，是程益中。在说这句话之前，他号召并肩作战的《新京报》全体战友：“各位同事，《新京报》要拿出比《南方都市报》还要大、还要倔强的创新劲头来！”




程益中这样说，是因为他和戴自更都非常清楚，虽然《新京报》做到了“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但要想迅速在北京站稳脚跟，继而图谋报业大事，就必须迅速打开在北京的局面。




《南方都市报》固然有非常多的成熟经验可以直接拿过来用，但是，北京毕竟不同于广州和深圳，作为中国的首都、国际化大城市，北京有自己极为特殊的空气、水和土壤。正像程益中所言——




“在中国，在北京，由于历史的原因，报业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起点还很低，水平还很低，与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称，与北京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称。




“报纸办得不好，城市的形象就受损，城市的门面就难看，城市的口碑就不好，城市就显得畸形。报纸更是城市的灵魂，报纸办得难看，城市的心灵就不美好。”




要想做到这一点，在没有路的情况下，只能去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并不是捷径，更不是后门、偏门和歪门，而是和北京这座作为首都的国际化大城市同呼吸、共患难，真正领略北京的精神与气度，真正和读者风雨同舟，为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携手同行。




路，永远都在每个人的脚下，通往四面八方，就看你走不走。只要走，也许会走错路，也许会走弯路，也许会走邪路，也许会栽跟头，也许会掉进陷阱，但最终，路会把你送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所以，重要的，永远是走，是夸父逐日，而不是守株待兔。




事实上，《南方都市报》的成功，用程益中的话说，就是反抗了人类创造力的惰性，反抗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的束缚，是对创造力的可能性的不断探索，对智慧的不断挖掘。




有一位很有名的内地都市报老总曾经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地问程益中：“全国所有的都市报和绝大部分日报都去我们那里取经学习，唯独你们《南方都市报》没去，为什么？”程益中也是半开玩笑、半严肃认真地回答：“我们不是不去你们报社学习，我们是不去所有的报社学习。不过总有一天所有的报社都会来我们这里学习。”




这不是狂傲，是自信，是智慧，是能力。




那么，在《南方都市报》全新升级版的《新京报》这里，一条条没有的路，又是怎样一条条被闯出来，并且通向远方的呢？熟悉《新京报》的人会发现，自《新京报》创刊之后，它总是想方设法“不走寻常路”，并且不甘于做升级版的《南方都市报》，而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和风格，也就是说，它要走“第三条路”。




对读者来说，新闻的可读性、贴近性非常重要，但《新京报》衡量一则新闻的价值时，通常采用的是另一套标准：新闻本身对国家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进步可以涵盖的面，包括政治、法制、经济与社会生活、民生等方面。




《新京报》的选题，有些可能并不可读，读的人也并不多，但是，这些选题却一定要被挖掘，而且是深挖。比如《新京报》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不仅篇幅大，而且配发了多篇社论，而这一类选题因为可读性差，此前不仅一般都市报不会花大篇幅去做，就算是党报，也不过常常发几条例行风格的简短新闻。




但是，《新京报》不仅不这么看，而且做大篇幅报道和评论，因为新京报人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值得重视、值得揭示、值得探究的独特新闻价值。




像这类选题的操作，还有对思想工作会议和人才工作会议的宣传。戴自更在回忆人才工作会议结束后的一段工作时曾说道：“当时我们要求编辑部连续三天做头条报道，解读会议精神，指出会议与每个人发展和成功的关系，采访对象涉及决策者、专家、普通人等，还配发四篇评论，讨论目前制约人才工作的问题，力争把这个专题做全、做透。许多人打电话、写信说我们做得要比传统党报都好，主管部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关注国家的重大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应该是以后《新京报》的主攻方向。”




借鉴《南方都市报》的风格，《新京报》也将评论版置于重要位置，且较多采用思考性的、非观点性的评论；在经济板块中弱化了消费性新闻，置入深度的产经、财经报道，谋篇布局和写法类似于一些新闻杂志常采用的调查性、解释性报道……在版式设计上，《新京报》标题全部采用宋体字，不铺底、不上色，划版不破栏，采用封面式的头版模式。在版面安排上“拒绝视觉暴力”，重视版面的平衡，不强迫读者阅读，将阅读的选择权交还给读者，力求稳健平和……




这些，都是《新京报》的与众不同之处：帮助人们发现生活的内核，关照人们生活中并不留意却十分重要的细节，既理性，更感性。时至今日，《新京报》的做法已经打破了许多业内人士在它创刊之前的预言，《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之间虽然在管理与制度建设上仍然保持着一致，但彼此之间的新闻资源共享已经不多了，《新京报》也在自觉地培养和强化着自己的个性和报格。




第二任总编辑杨斌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新京报》相比较《南方都市报》而言，两者在趣味、理想、读者层次上都有所区别，这是由于市场策略不同造成的，《新京报》在品质、形态上更加严肃。”




从定位上说，《南方都市报》仍然是市民化报纸定位，但在市民化报纸中属于高端形态；《新京报》有精英报纸的味道，但如果归于精英报纸的话，又属于低端形态。从功能上说，《南方都市报》要办成一张区域性主流报纸，而《新京报》要立足北京，辐射全国，这也注定了彼此的操作手法不同。




这些不同，正是新路。




2004年9月底，一位上海传媒界人士曾对《传媒》杂志表示，从报纸形态上看，目前国内报纸中未来真正能成长为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主流时政类报纸的不多，坚持下去的话，《新京报》《东方早报》可能成为有巨大影响力的报纸——因为它们具备了这种新型主流时政报纸的雏形。




但，戴自更认为，《新京报》最终要成为理想中的新型时政类都市报，一定会经历长时间磨砺、反复的自我否定之后才可以蜕变而出。“不浪费资源，不错过机会。这是我对报业市场的基本判断，也是实现《新京报》宏伟蓝图的方法论。”




在创刊初期，《新京报》的一些探路小招数，曾因为它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巨大收益，而被人在传媒江湖上广为流传。虽然这样的做法参照了《南方都市报》的相关版面和栏目，但它们在北京这座特殊而又微妙的城市里的影响力，却迅速提升了《新京报》的品牌美誉度，并且实实在在地超越了《南方都市报》的预期。




比如，强调媒体责任，专设“更正与说明”栏目。《新京报》从第二期开始，就在第二版设立“更正与说明”栏目，更正头一天或近期在报纸上出现的事实错误、重要文字差错；检讨价值观中的危险倾向，对读者有疑问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做出说明。开设这样的栏目，在当时的全国媒体中并不多见，低头认错，就是责任与担当。




与此同时，《新京报》发出承诺：万元重奖新闻线索，特等奖1万元。




2003年11月26日，《新京报》首期新闻线索万元大奖出炉，该报一篇引起较大反响的核心报道的线索提供者吴先生和王先生获得奖金1万元，这是迄今国内最高的新闻报料奖。同一天，时任新京报副总编辑的杨斌，亲自为吴先生、王先生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