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炼狱而不是天堂

总有一条路，新京报十年传奇




作者曹保印




朗读—马勇丽




新闻人的炼狱而不是天堂




“我喜欢一边走，一边回想战斗的激烈场景，因为空气中还弥漫着战友们汗水和情绪的味道。




味道是最说不清道不明的，要身临其境才能体察；味道也是最难于记忆的，只有你闻到它，才能勾起你全部的情感和意蕴。所以，每天早上，成了我的一种惦念。”




说上面这段话的，是新京报副总编辑王悦，时任新京报社会新闻部主编。如果不看下面的文字，你恐怕会以为，王悦是一位战地记者，她所描述的“战场”，不是伊拉克，就是阿富汗，或者是叙利亚。




然而，她说的是《新京报》，这个战场，也是新闻的战场。




“如果不上夜班，每天我会早早来到报社。从电梯口到我的办公室，要穿过整个四楼采编大厅。夜晚的灯都熄灭了，大厅中央浮动着暗淡的光，那是晨曦透过窗外高大的桑树、大厅两侧仅有的玻璃窗，投射而来。我感觉自己走进了一个战场，一天的战斗结束了，新的战斗又在黎明中打响。




这个战场，有的地方一片狼藉，堆满各种各样被遗弃的‘作战方案’：被毙掉的稿件、被撤掉的版面、被否掉的标题，它们或许只是有些不合时宜；有的地方，已经收拾齐整，从容中透着一股子骄傲，好像在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现在，你明白她为什么将采编大厅比成“战场”了吧。用王悦的话说：《新京报》从来不是新闻人的天堂，它，是个炼狱。




话虽这样说，还是有许多年轻人希望到《新京报》工作。他们并不是单纯为了一份可以挣钱的职业，而多是为了追求一种理想的、恪守正义而又捍卫正义的职业生活，因此，他们没有选择做新闻的天堂，而是选择了做新闻的炼狱，为人间的正义鼓与呼。




这就不得不讲一个普通记者的故事，她叫张寒，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高才生，在《新京报》做深度报道记者。




据张寒自述，深度记者的压力非常大，不管类似的新闻你有没有做过，面对的压力永远都是新的。像“内蒙古越狱”的稿件，她采访的那几天，每天晚上十一点多回到旅馆，然后知道自己还有两个版要写，就在床上躺十几二十分钟，爬起来开始写稿，一边写一边哭，因为太累了。




虽然张寒特别喜欢出差，不愿意在北京待着，但是，如果连续出差一个多月，出差就不再是享受，而会变成苦差。到了这个时候，心态就会发生改变，而且人在外面的时候，和亲人沟通就会有特别有障碍：不愿意接听他们的电话，接到电话一般也是发脾气，然后就挺伤感情。可是，下一次，还是会旧病复发。




“当时我老公给我打电话，无论我在干什么都想摔电话。他老问你在工作过程中怎么样，我就说你管我怎么样。他问你采访得怎么样，我说你别跟我提采访，我正烦着呢，然后有时候还在电话里跟他哭什么的。编辑的电话打过来肯定就会不一样，我就会诉苦，有时也很兴奋，拿到了什么料，然后沟通后续采访计划。”




事实上，深度报道记者基本上就是处于永远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状态。




比如说，你今天安排的好好的，想去逛个街买点东西，突然早上一个电话打过来，编辑让你赶紧订车票，然后拉着箱子你就得往外跑，到了地方就开始采访，永无休止。




在深度报道部，不仅前方的记者如此，后方的编辑也同样“苦不堪言”。时任深度报道部副主编的李素丽在说到编辑生态时，表示“从来没有放松过”。




她说，编辑的压力是手头要跟好多题目，因为我们有12个记者，但只有两个编辑。记者出去采访，管好一件事情就行了，但是编辑手头可能有两三个题目，有两三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采访，自己跟着这两三个题目，就需要每天都跟记者联系、沟通，不停地转换这个题目那个题目，脑子里面从来没有放松过。




记者做完了一个题目，在做下一个题目之前可以轻松一下，但编辑永远要跟着题目思考，这让她觉得压力非常大。




到了后期改稿、编辑稿，压力继续一如既往的大。常态下，有的稿件可能需要编辑重新调结构，或者是有一些事情记者本来就没有写清楚，对这种事情，编辑看到就会恼火，在改稿、编稿时要不停地和记者沟通，不停地问，就好像编辑自己又要重新采访一遍记者。




既然如此辛苦，又为何选择相守？




在《新京报》创刊八周年的时候，王悦曾用一篇名为《在时间里》的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一字一句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群人？




“我愿意称之为赤子，他们都有一颗孩童般的心，天真、好奇、真诚、温暖、与成见褊狭作对，特别擅长反省，时刻感到危在旦夕。




“这让他们从不放过自己，也不轻易宽恕旁人的不公和不正义。




“八年来，他们孜孜以求，念念于心，坚定地穷尽一切想象和可能，为着一个简单如一的目标：写最好的新闻，做最好的报纸。




在他们眼中，新闻事件不过是一些封闭的矿石，意义则是把这些外表粗糙的矿石敲开，他们工作的全部价值，就是揭露出深藏其中的奥秘。




他们专注于此，犹如专注于拼图游戏的孩子，从一堆生活的碎片中，努力拼凑出一个真实、有着这样或那样意义的完整世界。




“这几乎成了八年的全部，他们一路狂奔，罔顾左右，不及人情。日常的烦虑、沉重的工作，压在他们身上，消耗着他们的精力，希望渺茫，鲜有欢乐之光，甚至忘却生活和它本身的乐趣。




“对单个人而言，这真是日复一日的煎熬。




“可是，当我们在一起，思想与思想碰触，便激发出无限的光亮。一起前行的路途中，步履更加坚实，心灵更加开阔，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人道关怀，像激流一般飞涌，彼此激荡，《新京报》因新京报人而成其为《新京报》。”




相比王悦感性的答案，戴自更另有一个更加理性，也更高度概括的答案，从这个答案里，你会感受到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




“我曾在很多场合形容过新京报人：‘他们是可爱的自我完美主义者，对生命、对生活、对事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张扬个性，但是协作互助；他们挥洒激情，但是恪守责任；他们筚路蓝缕，但也乐天向上。




他们纯粹如永不长大的孩子，深刻如度尽劫波的智者。他们有诗人的情怀，学者的专注，僧徒的虔诚，也有政治家的敏感。’在我眼中，新京报人好像就是作为真正意义的新闻人而存在的。




“新京报人简单，他们不需要知道社会潜规则，唯一要面对的就是把工作做到极致；新京报人正直，他们可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用拐弯抹角小心谨慎；新京报人职业，无论什么情况都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放在首位；新京报人充满激情，他们觉得一个新闻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真实地报道这个世界，并推动其不断进步。




“是《新京报》的制度和文化铸成了新京报人。《新京报》是个充斥民主精神的地方，上到总编，下到记者编辑，只有岗位不同，没有人格高低之分，在《新京报》永远是对事不对人。




这里没有拉帮结派，没有阿谀奉迎，没有整人搞事，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无事生非，没有文山会海，特别是不会在业务上逼着大家去做不想做的、违背职业准则的事情。




《新京报》有清晰的制度规范，但没有违背人性的人身约束，大家相处的基本准则就在于价值观的趋同。当然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他们可能有更理想化的期望，甚至要突破‘报社共同利益’的底线，那就只能合则留，不合则去。




“八年来，《新京报》的人走了一茬又来一茬，差不多有上万人来来去去。以前我也曾为此叹息，但现在已经看淡很多。




因为文化在，报纸的灵魂就在，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退一步说，即使报纸没了，那些在《新京报》待过的人，不是依然带着《新京报》的烙印吗？




9月初，报社有些变故，一些从《新京报》出去的人深夜从千里之外赶来探问究竟，让我深为感动。




我说过，《新京报》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或军营，能够永久相处固然最好，但人总在进步，《新京报》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更高的职位，何况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曾经的新京报人，是带着美好、带着充实、带着感情离开的。




“《新京报》的民主氛围和新京报人的职业感，是这份报纸能够有今天成就的一大原因。很多时候，为了一篇稿子的刊发，我和王跃春等人要没完没了地挨批评，而我们很少跟记者说，甚至也不会跟中层说，为什么？




就因为记者、编辑、中层都各司其职，写稿、编稿、内容核实是他们的事情，但发不发稿、发多大篇幅、会不会有风险，是我们的事情。《新京报》培养了一大批名记者，在他们最有影响力的稿件背后，是我们应该担当的职责。




为此，我也常想起鲁迅的话：‘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八年，我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一柄雨伞，或一块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