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苏珊·桑塔格曾经读到过杜尔斯·格林贝恩的诗歌，或许她又可以为《疾病的隐喻》找到一个文本证明。但是，与桑塔格极力要剔除加诸疾病之上的隐喻不同，作为诗人的格林贝恩或许正是要通过疾病这一特殊的象征，说出他在这个时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一切。
诗人必须在能够充当象征着无限安慰和生之意义的事物上找到人性的影子，须化身为传统诗意和美学所要歌唱与赞美的对象才能达成。
诗人的语言唯有通过隐喻及象征，才能使诗歌摆脱时代的局限，获得超越于我们当下理解力的意义，这是诗歌的伟大之处。
或许，这就是生活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天职，是诗人对当下生活和苦难的自觉承担。他不回避困境，也不回避来自良知的拷问，他借助“疾病”这一象征，述说出时代作用于个人生命的经验和心灵痛苦、意识分裂的感受，从而构建了属于他个人的“微观语义学”和个人的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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