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章节只是总结一下杜月笙在抗战中，对国家和民族做出的贡献，那只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不关谋略）
上一节说到杜月笙为了反击黄金荣的咄咄逼人，暗中命门徒陆京士抓了黄金荣的徒弟陈培德，然后自己充当好人出面相救，缓解了与黄金荣之间的矛盾。
其实黄金荣只是心里不平衡而已，他看到杜月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他长了脸，要是再不知趣，就有些为老不尊了。更何况，他要是真的和杜月笙闹翻，也讨不到半点好处。
于是见好就收，给杜月笙一个台阶下。晚年的黄金荣，对杜月笙并没有什么不满意，闹来闹去，无非是退休以后太清闲，老年人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而已。
杜月笙在钱财问题，从来没有亏待过黄金荣，两人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都是门徒捣鼓出来的。
作为杜月笙，真犯不上和黄金荣暗斗，他没有那份精力，他的眼光放得很长远，想着怎么样洗白自己，像吴铁成和陈群他们那样，跻身政界，最起码也要像虞洽卿那样霸占上海的经济实业。
陆京士对他说过，蒋总裁当过黄埔校长，现在军队里的那帮新生派将领，大多是黄埔系。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得有人支持才行。
杜月笙原先的那些门徒，大多是上海滩上的小瘪三，没有几个像陆京士这种上得了台面的人。所以他看上了和他关系不错的上海上流社会人士，只要那帮人愿意被他所用，就不愁大事不成。
在“九一八”的时候，他出面搞了几场救国赈灾，社会各界都很给面子，而他本人也捐赠了两架飞机：“月文号”和“月辉号”。
民国二十一年，日军逼近上海，妄图占领这座东方的巴黎，英国人和法国人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选择了妥协。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对英法两国大使施加压力，逼得英法两国不得不拒绝日本派兵进驻上海的提议。杜月笙也留下了一句令上海人自豪和霸气的话：吾可以两个小时让租界变成一片火海。
但是日本人却不讲信用，于1月28日悍然进攻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被迫展开激战。
在“一二八淞沪之役”爆发前，杜月笙通过一些情报信息，就知道日本人要动手，于是积极与工商界人士商议抗日救亡的措施。
战役打响之后，杜月笙几次亲赴前线，慰劳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又跟钢笔接替了虞洽卿的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一起，一行人到蔡廷锴的司令部去慰问。
蔡廷锴在民国十八年的时候来过上海，杨虎还拉着杜月笙一起作陪，所以彼此都认识。杜月笙向来很少说废话，见面之后，直接问蔡廷锴有哪些方面的困难，对于蔡廷锴提出的困难，能够解决的，杜月笙当即拍板，不能够解决的，也都表示尽量去解决。他感慨地说：“十九路军保卫国家，在前方杀敌，物质方面有所需耍，上海老百姓绝对负责供应。”
整个“一二八淞沪之役”期间，以杜月笙为首的工商界人士，出面给十九路军筹粮凑款，救治伤员，单是款项一项，就达到九百多万元。而那时十九路军的连级军官的饷银，每月不过三块大洋。
杜月笙还积极参与红十字会的相关工作，经常熬到三更半夜才回家，有时候刚刚睡去，一听到激烈的枪声，立马醒过来。在他的带动下，门徒们也都积极参与抗战，有的甚至冒着炮火把弹药送到阵地上。难怪蒋光鼎将军公开说：35天的血战，十九路军最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本来就瘦，那阵子经常熬夜，就更加清瘦了，全靠抽鸦片提神。
在后来的“八一三”中，杜月笙的抗日义举，也是有目共睹的，包括后来让门徒成立苏浙抗日特别行动队，与日军作战。
杜月笙离开上海后，还指示门徒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给江北的抗日队伍送去军用物资。他面对别人的质问，只轻松说一句：都是中国人，都是为了抗日，何必再分彼此，难道八路军打死小日本，就不算数，就不是抗日吗？
另外，他还配合戴笠的暗杀锄奸，让门徒林怀部暗杀了当汉奸的把兄弟张啸林。戴笠曾经多次策划对张啸林进行暗杀，都没有成功，如果林怀部不是杜月笙的门徒，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张啸林。
杜月笙虽然是一个双手沾满血的帮会大亨，但他在民族大义面前表现出来的实际行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相对于汪精卫周佛海他们那帮当汉奸的政客，杜月笙的人生高度，令那些家伙望尘莫及。
扯远了哈，还是聊聊他搞社团的事。
在陆京士等人的张罗下，1933年初，杜月笙成立了“恒社”，恒取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恒社创立之初，就有近两百名军政要员、富商、实业家、知识分子等加入，到抗战爆发，发展到正式会员六百多人。社名则是陈群给起的。另外还制定了一个社徽，中间是一个斜月和一个大笙，四周有十几个繁星环绕，而构成杜月笙不断增长的权势力量。
一看杜月笙成立了恒社，黄金荣不知也起了哪门子风，招呼着他的一些弟子成立了荣社，又名忠义社，荣社的成员大多是一些流氓，也有一些小企业家和富商，但是综合实力，与恒社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成员的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开放，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帮会活动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使得帮会和社会间开始互相认同。杜月笙那个不争气的大弟子江肇铭，为了加入恒社，不惜跪下来哀求杜月笙。他耐不住徒弟的纠缠，勉强答应了，这事成为一个笑话，江肇铭被人戏称“跪着进恒社”。
恒社重要人物陆京士，在恒社3周年纪念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了恒社作为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他说：恒社只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员必须为杜先生效犬马之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为它和上海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客、政府官员的联系，成了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私人组织。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与日军合作，逃到香港。恒社在他的暗中指挥下，为中国的抗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受时局的影响，杜月笙的银行和金融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他迫切需要一个掌舵的人来帮忙，在朋友钱新之的建议下，他看中了一个叫徐新六的人。
徐新六是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曾留学英、美，专攻经济获得过博士学位。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浙江兴业银行在他的手中得到很大展。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法币政策”，乘机以官股打入并控制各重要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却挺住了，未让官股取得控制地位，成为当时寥寥无几的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金融界人士因此对徐新六更加另眼相看。
杜月笙让陆京士出面去请徐新六，开出了几倍的薪水，可是徐新六没有答应。（预知后事，请继续往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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