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探索新中国之路》
读书札记文字版
这本书，《刘少奇与探索新中国之路》，作者林蕴晖，90岁的老同志，一直在研究党史军史和国史，他的这本书，是想探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走什么路、怎么走的问题上，产生的很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刘少奇。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有点像董事长和总经理。也许可以这么说，最开始两个人在新中国建设上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后来却渐行渐远，于是悲剧产生了。
从1980年到1987年，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工作过七年。1980年，刘少奇刚刚平反不久，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了刘少奇研究组，我就是在这一年“混入”刘少奇研究组的，一呆就是七年，编《刘少奇选集》，写《刘少奇年谱》。说实话，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研究者，但是，我记得刚到文献研究室那几年，采访过很多重量级的或者还有“古董级”的人物，例如我采访过罗章龙，那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我采访过易礼容，他是伟大领袖的发小，还有诸如曹靖华、李雪峰、郭明秋、李昌、刘瑞龙、方志纯等老同志，话题都围绕刘少奇。有些是谈历史，有些就是谈新中国的建设思路。
当然，一定不如这本书那么系统。现在回过头来看走过的路，就会很清楚，哪些走了弯路，在哪里摔了跤，就会在今后少走弯路，少摔跤。
弯路不只是在经济建设上，首先是在政治上。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举行，一次会上，毛泽东临时发言，他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
刘少奇马上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据刘少奇身边的人回忆说，1956年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突然听到旁边的毛泽东说：“国内的主要矛盾还应该是阶级斗争啊！”
刘少奇当时便吃了一惊，马上说：“可是‘八大’决议已经发出去了！”
这些，显然是对一言九鼎的毛泽东的冒犯。
中共“八大”报告中的观点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
但是，党的主席似乎不太同意了。
接下来，就是1959年剑拔弩张的庐山会议，再后来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在党史上非常重要，为动员全党战胜困难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反映出毛刘分歧，“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例如对当时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刘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内形势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与毛在1961年说的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形势是一天天向上升，是矛盾的。当然还有他们对经济困难产生的原因、成绩与错误的估计等认识上有分歧，而且表明化了。刘少奇提出“两个三七开”，借用了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文革中批判刘少奇“黑六论”，其中有一论就是“剥削有功论”。
1949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刘少奇曾经和王光英有过一番谈话，那时候，王光英只有30岁，是天津一家化工厂的老板，而刘少奇是中共的高官，本来他们不会有交集，但是，因为王光美，他们成了亲戚。北平和平解放后，刘少奇带着新娘子一起回娘家探亲，这是王光英第一次见妹夫。他因为看了几本进步书籍，有点进步思想，对刘少奇说，不想当资本家，希望去化工厂当工程师，也可以去学校当老师，不想落得个剥削工人的罪名，而且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告诉他，党员、干部多得很，不缺你一个。今后，需要的是爱国的、能起到带头作用的资本家，把大家调动起来，一起把经济建设好。
后来，刘少奇在对工人讲话的时候就说了这样一番话：资本家先生，你来剥削我吧，我欢迎你的剥削。
实际上，那个时候刘少奇坚持的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而不是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而这是毛泽东等党内高层共同思考的一个决定。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稳定民族资本家，让他们安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现在回过头来看，尤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符合实际的，可惜没有坚持下去。
后来，就有了刘少奇的所谓的“黑六论”。
确实都是刘少奇当年曾经的言论的摘录。例如“阶级斗争熄灭论”，刚刚解放后，刘少奇到天津，大讲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还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观点。在刘少奇那篇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确实提到了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同时，他也提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观点。记得他还讲过这样的话：党的干部要顾一头，就是顾工作这一头，不要顾两头，就是又顾工作，又顾生活和自己的待遇。只要你顾好工作这一头，待遇这一头组织上一定会替你考虑的。
当时，因为连篇累牍的轰炸式的批评，确实深入人心了，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刘少奇的这些言论到底有没有合理的成分。直到文革结束，开始拨乱反正，这才重新回头来打量这“黑六论”，原来这些话并不是毫无道理，虽然有的还值得商榷，但是把它说得那么黑，似乎颜色也重了一些。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很多观点还是很有预见性的。
这本书做了系统的梳理，例如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争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关于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第一部宪法和一届人大，以及毛主席的思考和决策，他们两个领导人的异同等等。看完这本书，掩卷长思，不禁会想到，如果当时那么走，或者这么走，中国会不会发展得更好？可惜的是，并没有一直坚持走正确的道路。
细读这本书，能解决的，就是增加对历史的理解，增加辨错的能力，再走弯路的时候，起码可以喊一句停车！哪怕只在心里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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