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关系与佛教
南北朝时期大家族的不断发展 与国家结构中对血缘关系的重视有关。这一时期的家族也越来越信任宗教组织，并从宗教仪式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在佛教秩序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对来世的重视。为确保死者能够转世投个好胎，一些佛教仪式就变得非常重要。
以佛教来超度祖先，并为整个家族祈福的最早、最明确的例子，来自石窟的壁画，或者是独立石塔和石碑的侧面或背面。佛的形象在3世纪时就出现在陪葬品上，但是不清楚这些形象是代表着特定的佛教信仰，还是仅仅将佛陀作为众神形象之一。在有些情况下，佛陀与西方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也和西王母有关。西王母很早就被刻画在墓葬中，以保证墓主人在死后能够获得平安幸福。因此，最初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出现的佛祖形象大多只是中国传统信仰的一种延伸。
4世纪的时候，这些存在于墓葬之中的早期佛教形象消失了，取代它的是经典的宗教圣像。现存最古老的雕像来自5世纪初。有13座还原的石塔在中国西北的凉州被挖掘出来，其中有7座石刻上的日期是426年到436年。这个地区当时是被信仰佛教的匈奴家族统治的。从3世纪开始，那里就建成了一个僧侣团体，就是在同一时期，附近的敦煌也出现了远近闻名的佛教石窟。
但是，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地下墓葬中还看不到佛教的任何影响。传统的丧葬形态在这一地区保存了下来，那13座报恩塔成为佛教与早期传统相融合的仅有证据。这些佛塔看上去是由手工工场生产出来的。它们有一个八边形的底座，一个圆形的滚筒，一个有壁龛的圆顶，上面细小地雕刻着一系列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经典的摘要版本，按惯例刻在塔顶上。有一些在顶部还刻有北斗的形象。圆顶也有八条边，与底座相对应，其中七条边上有相同的佛陀形象，而第八条边上则是戴着皇冠和珠宝的菩萨。圆形的滚筒上有经典佛经的选段；随后是题献，一般包括捐献者的名字、日期、购买时的情况以及捐献者的愿望。八边形的每一边还包括一个戴着光圈的形象，分别是四个男子和四个女子，所穿服饰表明他们是从印度或中亚来的。在这些形象的右上角刻有《易经》中的八卦之一。
这些事物表明很早就有了佛教意象与传统中国宇宙观的融合。在汉朝，北斗七星和六十四卦 就在占卜的过程中联系在一起，在南北朝仍继续被使用。八卦的每一卦与家族成员相关，即父亲、母亲、三个儿子以及三个女儿。佛塔上雕刻出的八卦与之类似，也被划分为四个女性和四个男性。
与这些佛塔几乎同时期出现的还有一座纪念碑，它是424年一个叫作魏文良的男人要求雕刻的。这座碑有很多汉代墓葬的元素，描绘了灵魂前往死亡世界的过程。但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这些形象之上还有一对人物，他们打着佛教的手势，意思是“无惧”与“赐予希望”。此外，一个人物的服饰表明他是道教的神，但是他却被描述为“佛门弟子”。其他石碑也将佛教与道教的神明结合到一体当中，或者在佛教神的位置上摆着道教神，让道教神打着佛教神的姿势。有一些石碑被刻上了愿望，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碑刻使其祖先与亲戚受益，这是一种独特的佛教信仰形式。
敦煌的早期石窟也出自同一时期，它们表明佛教雕像曾发挥一定的政治功用，同时也表达对死去亲人的怀念。当时对敦煌的征战在一场大屠杀中达到高潮。不久以后，征服者下令开凿了三个石窟，上面刻出壁画，以供禅师作法之用。中央的壁画描绘了未来佛弥勒佛，周围的墙壁上画满了现在佛以及他前几世的肉身形象。这些图像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们都描述了佛陀在成佛之前所承受的肉体痛苦和伤害：被一千个钉子刺破，从他身上切下上千块的肉片，将自己的肉喂给饥饿的老鹰，以挽救鸽子的性命，或者放弃自己的头颅以履行诺言。这些故事可能是为了减轻征服者的罪孽，这些人虽然悲惨地死去，但在宗教的帮助下，可能会有一个幸福的来世。
在石头与青铜雕像上刻写铭文，以佛教来保佑死去的亲戚有幸福的来世，这种习俗在北魏、北周和北齐王朝还继续存在着。495年的时候，一位周姓女人为她逝去的家人 供养雕刻了释迦牟尼像和弥勒佛像，祈求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都能“遇见三宝，来到弥勒佛的世界，以保佑家庭成员死后也能幸福。
在接下来的隋朝，石窟壁画上绘有极乐世界，家庭成员可以在这片被神保佑过的天国里获得重生。到了唐朝，这种实践变得更加普遍，“家庭石窟”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另外，3世纪以后的墓葬结构都按照佛教寺庙或石窟的结构来建造，而此前都是按汉墓的模式建构的。
佛教在界定生者与死者间的关系时，扮演了中心角色，有一些文献来佐证这一观点，它们阐述了中元节如何在那一时期成为表现中国传统礼仪风俗的重要节日。中国最重要的亲属关系通常是父子关系，而这个新出现的中元节则着重体现儿子对母亲的孝顺。在5世纪的叙述中，中元节的来历是因为佛陀的弟子目连借十方僧众之力将其母亲从恶鬼道解救出来并使其重生。七月十五是夏季避暑之末，一季的苦行使十方僧众的精神力达到顶峰。他们集体的功德不仅能够解救目连的母亲，同时还能解救“七代六亲”。
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俗家弟子从自己收获的水果和粮食中拿出一部分供奉给十方僧众，以求死去的亲人能够过得幸福，悲伤的家人也能够恢复平静。《荆楚岁时记》完成于约561年，它的记载表明，在6世纪中期，中国南方各地都会庆祝中元节，寺庙被精心装饰，还举办有音乐和歌曲的集体庆祝活动。
可见，对信徒们而言，佛教已经成为超度祖先的关键所在。传统的祖先崇拜只是与亲属有关，唯一对非亲属的供奉就是对国家的献祭。而在新的秩序中，只有通过向僧侣献祭才能有效祭祀祖先，所以佛寺就成为建立亲属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女性的新角色
在几个世纪中，中元节背后的故事被一再重述和阐释，成为中华文化中对母子关系最为有名的叙述。目连的形象从一个佛教故事开始，向大众宗教信仰与传统的祖先崇拜领域传播，这个故事也成为葬礼上表演最流行的主题。
越来越重视母子关系的趋势，同样也改变了郭巨的故事。郭巨出身贫苦，为了让母亲有足够的食物，不得不杀死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后来他在挖坑时发现了一坛金子，这是上天对他孝敬母亲的奖励。在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馆藏的北魏棺材盖子上也画出了这个故事，第一个场景描述的是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坐在高台 上，有两个婢女正在告诉她即将面对的牺牲；第二幅场景展现出她抱着孩子跪在地上，而她的丈夫则在挖坑；第三幅场景是她兴高采烈地抱着孩子返回，另一只手与一个长者一起抬着一坛金子。在这个故事版本里，孩子从未离开过母亲的怀抱。而故事主题更强调了母亲的失去与得到补偿。
非汉人族群常常赋予女性更大的权力，在南北朝时期，掌权的女性也获得更多的认可，这一现象也与佛教有关。摄政皇太后——文明太后在孝文帝年轻时控制朝政，胡太后从515年到520年控制了北魏朝廷——她们都是佛教的支持者。文明太后死后，她的儿子为超度她而继续资助主要的佛教工程，这种做法成为那一时代的标准，也再一次地强调了母子之间的联系。
与增加女性权力相反的做法是北魏子贵母死的制度。一旦儿子被立为皇太子，他的母亲就会被处死，这是为了消除皇太后掌权的威胁。但是，胡太后逃脱了这一命运，她的形象在《洛阳伽蓝记》中非常突出。在这部书中，胡太后既是都城最大寺庙的主要赞助人，又在摧毁王朝的那场内战中扮演了主角。
尼姑与道姑这样新的公共角色也出现在制度化的宗教里。历史上就存在着为女人准备的宗教职位，她们会在萨满教中出任神职。但是，制度化信仰中的新职位，因为是由皇室公主与退位的皇后所授予，所以享有更高的声望与合法性。女性的宗教专业人士，特别是在道教中，被看作圣徒，其精神成就能够帮助拯救世界。除了她们的宗教活动，她们还是最早开始进行写作的女人，并且在死后留下数量可观的诗歌，不论是尼姑还是道姑。
尼姑和俗家女弟子同样是宗教艺术的支持者。她们或者以个人身份行动，或者以宗教社团成员的身份来进行活动。这一点在农村尤其普遍，因为女性的名字常常被刻在佛教石碑背面的名单中，也就是被当作佛教俗家子弟中的一员。实际上，至少有两座石碑是被证明由全村女性组织发起雕刻的。其中一块由30位女性集体捐助，另一块是由75位女性组成的团体捐助的。女性在北方宗教社会中有如此地位，还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女性往往控制着家庭的财政。
尼姑还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她们开了女性可以拒绝婚姻的先河。尼姑的传记记载了她们因对佛陀的信仰而坚持抵制来自家庭的压力，甘于奉献，诚心祈祷，使得神灵也支持她们的选择。这种支持有时会采取不同寻常的形式，如下面故事所讲述的：
僧端，广陵人也。门世奉佛，姊妹笃信，誓愿出家，不当聘彩。而姿色之美，有闻乡邑。（有）富室凑之，母兄已许（婚）。临迎（娶前）之三日，（僧端）宵遁佛寺。寺主置其于别室，给其所须，并请一部《观世音经》，（僧端）二日即能成诵。雨泪稽颡sǎnɡ，昼夜不休。
过三日后，于礼拜中 见佛像语云：“汝婿命尽，汝但精勤，勿怀忧念。”明日，其婿为牛所触亡也。因得出家……
尽管这个故事没有说是佛陀的力量导致新郎死于暴力，只是预言了死亡这一点，但暴力惩罚逼婚者，还是一再成为拒婚故事的主题。
观音菩萨在很多拒婚故事中成为重要的帮助者，比如妙善公主和陈靖姑的故事，这也表明女性有可能扮演另一种角色，即女神。南北朝时期，没有出现新的重要女神，大多是对旧形象进行更充分精细的阐释。
汉代有一位神秘的神女，她管理着战争、性别和寿命，她会向黄帝展示与这些内容相关的文献和护身符。在南北朝时期，她出现在一些道教文献中，成为一位身体神（居住在人类身体中的神）。她被设想为宇宙的微观缩影，内行人士能够看见她，冥想她，向她祈祷寻求帮助。她炼制长生不老药，还包括春药。自汉代以来，人们都是这样来理解她的身份。她作为文本启示者的角色并不是很突出，但一些主要的道教文献都声称 是从女神们那里接到最初的文本启示。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女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神，她们原本都是平常的女人，后来才获得永生，并在神界拥有了头衔。
汉代的墓葬艺术中有两个强大的宇宙女神，即西王母和女娲。女娲与她的配偶伏羲配对，纠缠在一起，生成宇宙，融合了阴阳这对双生双克的力量。西王母也创造了一个宇宙，在遥远的西方统治着一群长生不老的朝臣，可能还象征性地代表着家庭中的女家长。南北朝时期，在道教上清派的传统中，西王母被视为最高神。在这种条件下，她启示了重要的经典，成为显灵与冥想的对象，并被当作身体神来供奉。她的西方乐园——在这一时期被描绘得更加精巧和细致。为了维系宇宙，她定期与她的伴侣会面，这一切也被详细地描述出来。
作为配偶或伴侣，西王母与一系列的中国英明统治者都有联系，如《穆天子传》将她与周穆王联系起来一样。其他统治者还包括了黄帝、舜和禹。但是她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在一系列造访汉武帝的故事中成为核心人物，她向汉武帝提供了长生不老之术。在这些故事中，西王母的角色被设定为性伴侣及长生不老之术的提供者，她在唐诗中大多也是以这种形象出现。
将女神视作情爱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楚辞中，在楚辞里，女神是心仪女子形象的原型。描写在现实中遇到女神的诗歌，成为明确描写情爱和欲望的最早书写形式。这些例子包括宋玉写的《高唐赋》与《神女赋》。宋玉被认为是战国晚期谜一般的诗人，但实际上这些诗歌可能写于东汉或更晚。这两首赋通过叙述历史上或梦中与女神的相遇，激起君王遇见女神的热望。
与此主题相关、且年代最早的诗歌是著名的《洛神赋》，由曹魏亲王曹植写于3世纪早期。在这首诗中，亲王于河畔遇见了美丽的神女，神女示意与其深交。他的谨慎抑制了他的激情，被神女遗弃，故而满怀悲切。这种将女神与情爱混为一谈的做法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标准主题，它同样 将西王母的形象从宗教人物转化成为唐诗中的情爱人物，并成为妓女、乐师与其他表演者的保护神。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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