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父亲的历史问题影响了我一生（1）给鬼子当翻译

父亲的历史问题影响了我的一生

儿子的面容、动作、习惯像父亲，这是人体生理遗传因子的正常现象；父亲的历史问题对子女有一定的影响，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在那“纯洁队伍内部”的时期里，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共产党是政党，是讲究革命斗争的，是要流血牺牲的，不能容许内部有叛逆者存在的。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疾风暴雨情况下，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正直的中国人用理性在客观上应该给以理解和赞同。

前半生，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父亲曾经给日本鬼子当过翻译），我当然便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了。这一“子弟”的头衔，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箍在头上拿不掉。共产党和其有关的政治、组织部门，对这样一个“子弟”给以“防范”、“监视”、“不信任”、“不重用”，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子弟”、还是带着父亲那个“问题”，地区党组织，却点名让他参军，让他拿起枪杆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了部队里，让他学习收发电报技术，并把军事机关最机密的电台无线电通信的“波长”、“呼号”、“密电码”和部队哨兵每天值勤站岗所用的“口令”（对暗号），还有地面对空中（飞机）的联络信号全部交给他管理和发放。这些都是军队神经动态的关键所在。一旦暴密或失密，被敌对者得隙而乘，将给部队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既然军队首长和组织部门这样信任、这样抬举，我本人没有理由不再接再励好好干。特别是部队实行军衔制以后，我被授予空军少尉军官，自己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保密的责任心更重了，决心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法国军事家拿破仑元帅曾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话意思就是想当将军的士兵，他才能动脑善战，勇敢顽强。我，一个少尉军官，很想晋升到未来的将军；更想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为之奋斗的两大目标。

几年过去了，我的工作成绩大有起色，没立大功，而小功、嘉奖却不断。晋升中尉的表格已经添好，入党志愿书也已递交上去，但等上级军部和团党委的审核批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4月，军队里的政治风云突变，不知什么原因，我所从事的一切机密工作全部被取消（就是这些机密业务不让我再管了）。为什么？我，没有失职，没有泄密，没有纰漏，没有通敌，一句话，我没有过错。团司令部同级参谋们也为我暗中抱不平。在一次政治报告会上，团政治处主任讲过，军队是党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有历史背景、社会关系不清的人员不能担任要害工作。噢！——我突然间明白了——父亲的历史问题起了决定性作用。接着，便宣布我团29名军官（少尉、中尉、上尉、大尉都有），集体离开部队，转业去北大荒种地（其中就有我一个）。坐在北去的火车箱里，思绪万千，明白了这次离队的主要原因：“党的阶级斗争主要工具——解放军里，不能允许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子弟在要害部门从事机密工作；同时，也不能允许这样人在军队里继续干下去”。势此，一个风华正茂、兹冉向上的年轻人，像一朵向阳花，突遭暴风雨的袭击而凋谢了。他，非但解放军里不留了；想当一位将军和做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也破灭了。

1959年4月，仅仅过了一年，我还是那个“反革命分子的子弟”，竟被招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马场文艺工作团（文工团）”担任歌舞队队长兼创作组组长，与全团演员一起，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为工农兵服务，是牡丹江市叫得响的文艺团体。在三年的演艺生活中，军马场党委下令文工团领导，基于政策和政治要求，一出戏里，哪些角色我可以演，哪些角色我不可以演。不是我不能演，而是不让演！好像深怕我在舞台上，借演正面人物进行反宣传。真是可笑的政治幼稚做法。最后，我们文工团里12名所谓“社会关系不清者”（其中又有我），被撵出文工团，发配到黑龙江边小兴安岭里伐树。像半罪犯一样的我，不能不想一想，共产党的政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会相信你，把什么要害工作都交给你办；一会不相信你了，什么关键事也不让干，还把人撵走。相信你时，就是可靠的同志；不相信你时，就是敌对派。这是我对党的某些政策不能理解的开始。

部队里对我是这种政策，回到大连农村，对我又是怎样政策呢？实践证明，有过之而无不及。知道我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这是农村一个生产大队文艺宣传队难得的人才，况且又知道这个人才能写、能编、能导、能演、能唱、能拉。大队党支部把我这个“六能”者更是视为掌上明珠。于是，聘任我为大队剧团导演，在一年的开头——元旦的时间里，排练了一出独幕歌剧“三世仇”，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又配合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在全公社各大队取得了预期的演出效果，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区、市革委会的好评。可是，没过一个月，春节到了，大队党组织对我又念起了“紧箍咒语”——我被拉下来。这一次，非但不能当导演；就连参加剧团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在我的档案里，他们发现我是一个“子弟”，在农村还是个“四类子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分子的子弟）。在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潮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不允许“子弟”们参加，这在政策、情理和逻辑上都是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我还是那个“子弟”；政治形势还是“阶级斗争为纲”，在参加剧团这码事上，我却被勒令“元旦”上——“春节”下——“五一”上——“七一”下——“仲秋节”上——“国庆节”下——“年末分红庆”上。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为参加农村一个小小的宣传队，被迫“四上三下”，好像告诉人们，老姚这个节“不反动”；那个节“就反动”。一会儿“可以使用”，一会儿又“不可以使用”，像算盘珠扒啦过来、拨啦过去。党的阶级政策难道就是这样没规矩？不定型？我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我本人出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转业军人，在部队立过功、受过奖，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劣迹。这些红色标识还抵不过“子弟”黑幔所起的主导作用。再说，父亲为日本人当翻译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有什么罪！我为何要受此无端的抽筋式的“政治迫害”！这叫什么事？看来，我的政治命运不管身在军队里、机关里、文艺团体里、还是农村里，大概就是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