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父亲的历史问题影响了我一生（2）突然晕倒

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时年才三十几岁，以为头上这个“紧箍咒圈”要永远戴下去了。怎能想像一块臭肉烂了一锅汤。“一人有问题，株连三代九族”，不仅影响我这一辈子；还可能关连我的下一代。“一人犯罪，全家抄斩”，那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难道共产党真的也要照此办理吗？自己认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有伸展才华之机，没有出头之日，只好后半生“修理地球”，老此一生算了。

驻村军宣队队长——大连空军机场政治部范主任，我知道他的军级，他也了解我的军旅生涯。他同我个别交谈的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他骂我有失军人气质、没出息！胜不骄，败不馁！他又说，对我的一些安排和做法，决不是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在群众运动中只是一股暂时过左的激流，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最后郑重地告诉我说，我们的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刘少奇、邓小平等老帅、老革命，有的被迫致死了。“首长”范主任，以尖锐的目光对我这个下级动怒了：

“空军少尉姚顺芝同志，你比中央这些大首长怎么样？一时之屈过不去——你是个混蛋！”。

骂得好，骂得及时，一骂值千金！一个“混蛋！”，让我的大脑清醒了。自感愧疚难当，没出息，眼光浅，心眼小，不丈夫，真丢人，太掉架。自此以后，振作起了精神，改换了思路，重新相信党，相信贫下中农；发扬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做好人，办好事，与村民们荣辱与共，走上了一条健康的个人成长路。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是我这一生永难忘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仅是我精神“春天”来临的日子；同时，又是我肉体生命差一点丢失的末日。上午九时整，生产大队党支部和大队委员会，在军宣队的组织下，召开了一次有全体贫下中农参加的千人村民大会。主席台上方横幅《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四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党支部董书记和军宣队范队长先后讲了话，并宣布我是贫下中农的好儿子、复员军人的楷模者。同时，又让我第一个上台讲一讲插队落户五年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大队伤、残、老、孤做了哪些好人好事。当我站在话筒前时，会场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知道，这掌声是全大队千名贫下中农对我的认可；我更知道，让我第一个上台发言，并冠以“贫下中农的好儿子”和“复员军人的楷模者”，这就意味着我头上的“紧箍咒圈”被拿掉了，离开了“四类子弟”的行列，重新回到了贫下中农的队伍中。五年的辛酸泪抹去了，沉重的父辈包袱解脱了，痛苦的思想解放了，又看到了未来的美好希望。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大脑的深层细胞太激动了！正是这一“太激动”，激动得我几乎丢掉了性命！

当我站在话筒前，准备将个人五年来如何为老乡挑水、扫院子、搞卫生；如何给贫下中农读报纸、学毛选、“老三篇”天天学；配合运动写标语、办墙报；排练文艺节目，教他们唱歌、跳舞、说相声……。话，没有说上几句，情绪非常激动，千人会场，鸦雀无声。农村开大会，男女老少一大群、孩子娃娃满地跑。而此时，他们不吵不闹，静静地大眼、小眼注视着主席台，听我一个人在那里瞎白呼。这时，我自感一阵闷热，前脑瓜子的汗水也下来了。接着，眼睛模糊了，头痛难忍。当时，大概我的脸色很不好看了。军宣队张军医走到台前，问我感觉不好吗，我说是。他靠近仔细的看看我的眼睛又问；“老姚同志！想吐吗？”。他这一问，我倒真的想呕吐了。这时，我已昏昏沉沉，只听到他大声喊：“小马！（小马是大队卫生所司药员）快要救护车！”。

事后得知，我倒在他的怀里，会场村民，全都吃惊站起。救护车何时来的？我是怎样被抬上车？又是怎样被送往大连市医学院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抢救，我是一概不知。原来，我在会场上讲话时，由于自我情绪过分激动，心脏博动强劲，血流加速，导致大脑血管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在特急抢救过程中，我的心脏曾经停跳过、瞳孔曾经散大过。在这生死交界的时刻，主治医师向我的亲人宣布，说患者的治愈率只有20%。因为我的病灶部位不好（在大脑里），所以，救不活的可能性较大。话已出口，我的爱妻——王凤当即昏厥过去，这边抢救我，那边急救她。苏醒过来，赶忙组织她所任职的银行女职员连夜赶做我的“送老”衣物，两个孩子小，顾不上，全都送到旅顺农村姥姥家。不知道高明的大夫使用了什么高科学的医疗技术，我总算又活过来了。

两个月的住院期间，昏睡了两个月。一天上午，我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的人、物，一片茫然，母亲、爱妻、弟弟、妹妹们全都是陌生人。亲人们又吓了一跳，以为我傻了。过了一会，好像明白了一点事，突然又提出要抽烟（吸香烟）。王凤这下慌了手脚，叫来了主治大夫。在大夫的密切监视下，我吸了两口咽下去——好舒服啊！大夫紧紧盯着我的眼睛，看看反应十分正常，又问了几个逻辑性问题，我回答得十分合乎逻辑——他，一位很有造诣的神经科大夫激动地一拍大腿：

“王凤！好消息，好现象！大姚的病好啦！他不瘭，也不傻！庆贺吧！”

是的，我又活过来了。“想吸烟”，是因为病前我曾经是个“烟迷”，经过两个月的停烟，现在体内接受香烟烟雾刺激的生理功能又恢复正常了；能够准确地回答出带有一定逻辑性的问题，说明我的大脑经过这次脑出血的突然冲击，没有失去记忆、没有思维紊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大夫说，他接手的大多数此类患者，最后的结果差不多都是不仅完全失去记忆、往昔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都不认识；而且思维紊乱、语无伦次、表情呆滞、哭笑无常。这都是人体“司令部“——大脑内部机构不正常、不协调捣的鬼。

出院时，主治大夫送到医院大门口对我说：

“大姚，祝贺你出院了！但出院了，不等于你的病完全正常好了。因为脑子里的破裂血管只是自然愈合，已经出来的淤血还在那里，不定何时还会“兴风作浪”的。提醒你注意！——可能会给你留下诸多后遗症：痴呆傻、癫痫、失听失语、手足颤抖、大小便失禁，总得留下一、两项。所以，你不能过份上火和激动，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最后，这位大夫语重心长地说：

“我做大夫的，不能不把实情告诉你们，你们要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根据老姚的病灶位置和脑中存留的血块数量，其寿命只能再活五年。如果身体素质好、自我吸收能力强，还可能多活几年。”

只能活五年，这对一个刚刚才三十六岁、还算年轻人的我来说，等于宣判了死刑又缓期执行，似乎有点残酷些。但是，比起当年在朝鲜我的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他（她）们牺牲时只有18至21岁，我如果再加上五年，起码也能活到40多岁，比他们多了一倍，难道还不知足吗？古话说“知足者常乐也”。这样一想，心情也就安稳了许多。出院时，除了大夫的嘱咐外，护理我64天的大王护士长叮咛我说，不能激动、不能发火、不能倒立，不能用力过猛、不许合房、不许大声讲话，多吃植物性油类和食物、少吃或不吃具有发物性的食品（猪大油、猪肉、葱、蒜、酒、大虾、海螺、不带鳞的鱼）。好嘛！戒律这么多，我成了一个出家的和尚了。不管多少戒，都是为我好——照办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