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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等教育有这种弱点，但西班牙教育正在努力追赶其他国家。《变革16》在社论中评道：“西班牙继承了佛朗哥时期难以想象的平庸教育水平，该政权像千头大章鱼般伸出数不清的触角，连学校的粉笔和黑板颜色都要管。而我们的大学则陷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沉状态。”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西班牙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远高于国家预算中的其他项目，只低于工作和社会保障及国防。西班牙1984年的预算总额约为350亿美元，其中有超过30亿美元专门用于教育。学校里都挤满了学生。自共和国以来，多年未见这样的教育热情。仅在马德里，就有超过100万名儿童入学；教师要求提高薪资和减少学生。现在的全国文盲率约为8%。
就像过去一样，教会和教育部再次展开了思想斗争。教会希望分发一本名为《上帝之路》（The Path of God）的小册子给五、六年级的学生；书中归纳了天主教的道德信仰，其中也明确指称堕胎等于谋杀、战争和恐怖主义，因为这些都是摧毁生命的方式。教育部反对这种说法，拒绝让教会发这种文章给学生看，因此双方开始斗争。同时，联邦政府在不采取道德立场的情况下，努力推动堕胎除罪化。天主教的统治集团称政府的态度是“反教会的社会主义”。正如那句老话：“在西班牙，人人都跟随教堂，其中一半的人拿着蜡烛，另一半拿着棍棒。”
年轻人在投票时的作用举足轻重。1931年，法定可投票年龄为23岁，但到1977年选举时则改为21岁；到了1979年，投票年龄已降至18岁，这使选民人数增加了150万。由于在内战中死亡的男人太多，因此52%的选民是女性。同性恋者是另一个具有潜在影响力的政治团体，而工会工人当然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这两个团体尚未形成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
西班牙工人仍然是除了葡萄牙之外全欧洲工资最低者，人均生产率也同样低下。近年来工人的人均收入飙升，但仍低于法国和意大利。尽管西班牙相对不发达，但它已成为世界第九大工业强国。在过去六七年中，每年在西班牙注册的汽车数量都超过100万辆，其中大部分是在西班牙国内生产的。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和福特都在西班牙设有大型工厂。
西班牙已抛弃了过去的仇外态度，急于让欧洲人接受他们。1982年5月30日，西班牙加入北约组织，结束了政治孤立的情况。寻求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声音更为强烈，但法国反对西班牙加入，因为西班牙农产品对法国农民来说太有竞争力了。
在佛朗哥当政的最后几年加入共同市场，更新梵蒂冈协议，以及收回直布罗陀，是西班牙外交政策的三个重点。佛朗哥虽已去世，但其中两个问题仍然存在：现任政府低调处理收回直布罗陀，更为突显出加入共同市场的迫切性。只要佛朗哥掌权，西班牙就没有加入的机会，因为政治立场属自由作风的共同市场成员绝不会接受向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看齐的法西斯国家。但佛朗哥确实试过了后来政府也采用的一条路线，即“地中海的团结”。由于法国在共同市场的霸主地位正在被英国和德国夺走，它可以利用西班牙给予的额外支持，来平衡地中海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关系。
但法国已经列出了条件。尽管西班牙现在和其主要竞争对手摩洛哥及以色列都得到共同市场的优惠待遇，但市场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却是歧视性的，有所偏袒。此外，虽然摩洛哥确实与西班牙有一些关系，但由于在文化和语言上更偏向法国，摩洛哥得到了法国的特殊待遇。摩洛哥是西班牙柑橘水果出口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西班牙政府允许摩洛哥用西班牙的铁路把容易腐坏的农产品运往法国，而非用需时较长的海路。此外，摩洛哥农产品在法国的售价也高于西班牙农产品。
另外，巴伦西亚的柑橘业因为外国的竞争和气候的不利因素，陷入危机已有一段时间。西班牙是否必须以这种方式“讨价还价”，才能以欺骗自己人民为代价进入欧洲？还是说，这是对摩洛哥的让步，以便为吞并直布罗陀争取更多的支持？实际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几年前，摩洛哥将其领海扩展到传统上为西班牙渔民捕鱼的区域，并没收了西班牙的船只，这直接影响了原就处于危机状态的安达卢西亚渔业，目前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另一个美中不足的事实是，西班牙与阿拉伯各国的关系一直都比与佛朗哥从未承认的以色列更为密切，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因素：西班牙在北非的穆斯林殖民地，以及摩尔人曾长期居留西班牙的历史。另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西班牙不生产石油，只能依赖阿拉伯的产油国，如果没有这些来源，它的工业和汽车都得要停顿。
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及佛朗哥的“经济奇迹”把女性拉出家庭、推入就业市场，而现在的政府更加鼓励及保护工作的女性。1940年，妇女仅占西班牙总劳动人口的14%，但到198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35%。妇女组成了约500万人的巨大潜在劳动力来源，也是现有工作人口的四成。这也催生了法律、社会和职业上的转型，更多托儿中心的开设，以及传统“女主内”态度的改变。“la mujer en casa y la pata quebrada”这句西班牙谚语字面上的意思是“女人得待在家里，就算要打断她一条腿也在所不惜”，但这已经是老观念了。
从事女佣和清洁工作的底层女性则往往转入餐厅和百货公司工作，倒不是因为收入较高（住家女佣的工资很高，还提供食宿，而且好女佣难找，因此条件很好），而是因为电视让她们有了不同的观念，也因为她们想要行动的自由。讽刺的是，当家政工作者逐渐减少，这类工作反而有了保障：在家庭或机构中工作的清洁女工必须要有社会保险。
中产阶级女性如果出外工作，仍可依赖家政服务、自己的母亲和组织良好的托儿中心来协助她们履行家庭义务。其中许多人以兼职的方式工作；和美国的情况相同，她们的薪酬通常较低，职务地位也低于男性。
西班牙女性是贤妻良母；她们一直都是西班牙部落体系的黏着剂，鉴于其体系的冷酷，需要这个强大的核心来防止其崩溃。许多西班牙女性无比坚强、足智多谋；她们习惯使用自己的姓名，不会因结婚而冠夫姓。她们在工作上雄心勃勃，可以担任律师或医生等辛苦的工作，同时照样照顾家庭。她们的母亲则随时待命协助。此外，西班牙学校上学时间很长，而在政府机构工作工时却较短（早上9点至下午3点），这有利于中产阶级女性外出工作。然而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已在改变。西班牙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但她们目前更有兴趣追求的，是在面对婚姻问题时能够以个人身份行事的基本法律基础。
这么多女性进入职场还有另外一个很少提及的“非官方”原因。这要追溯到前工业化和后内战时期，与工业化并无关联。当时许多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因为战争而丧偶。如果她们的亡夫生前为战败的一方作战，她们就没有法律地位，不得不靠着收房客或担任女佣维生。通常最年长的女儿也得工作，以资助弟弟的教育费用；她经常得做出最多的牺牲，成为典型的长姐如母式的女性，只能担任低阶文职或店员。而战胜一方的寡妇往往能获得香烟零售商的特许权。
目前已有极多能干的女律师捍卫自由理想，为婚姻纠纷中的妇女争取合法权利，在社会上为受虐者发声。尽管成功机会不大，但这些律师仍然带来一些变化。（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不接受abogada即女律师这个词，要用una abogado；医生一词也不可用阴性的médica，但是可以用doctora。）1971年，少年法庭任命了第一位女法官。女医生和女心理学家的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有些女性是小企业的董事，也成立了女企业家协会。地方和中央政府里都有女性官员。
当然，女性在教育方面一向作用很大，只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女性人数很少，而女性的文盲率是男性的两倍。社会上并不赞同男女同校，但现在却蔚然成风。多年来女性教育一直由奉献给宗教的修女掌握，如今，每年都有更多的女性上大学，大多数女性研读人文学科或药剂学，以便进入传统上以女性为主的行业，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医学、化学、社会科学、建筑、工程、法律等科系。女性获得重大进展的另一个领域是传播：新闻、广播和电视。现在大学有许多这些领域的学院或科系。
女性也担任博物馆馆长和图书管理员等高级职位［如塞维利亚的印度总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馆长］。许多有博士学位的女性在高等研究理事会（Consejo de Investigaciones Superiores）做研究，但很少被视为大学内的顶尖教授。在1.2万名大学教授中，只有少数是女性，但随着越来越多新大学的成立，这种情况也有了改变。
有些40多岁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回到大专院校完成学业。她们很年轻就结了婚，如今她们的孩子已读大学，不再需要照顾。回到学校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也减轻了她们在婚姻中的挫败感。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银行工作，和上一代大不相同。许多女性从事出版业、广播、营销、社会工作和医疗保健，或者成为作家。也有女性在马德里和其他交通堵塞严重的城市担任女警。这些女性在工作上都极为成功；甚至连出租车司机被她们开了罚单，也无法反驳脱罪。
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年轻女性往往会在专科学校学习打字、缝纫或者发型设计，之后进入办公室做影印工作，或者担任裁缝或从事美容美发。这种工作为大家庭带来额外的收入，也为女孩提供除社会保障福利外，购买服饰、唱片和其他消费品的零用钱。
尽管中产阶级妇女可以找到不错的日托中心，但安达卢西亚的妇女对这种中心的需求更迫切，因为丈夫往往是流动工人，而妻子本身也要工作。工业界缺乏训练有素的女性，从事危险化学品或者在金属加工厂工作的女性发生事故的比例很高。讽刺的是，中产阶级女性梦想用工作从家庭中获得解放，而下层阶级的女孩则梦想借由婚姻和家庭从工作中获得解脱。她们仍然有强烈的担心，害怕自己孤老终生，但她们不再以修道院为出路。
至于家庭主妇，政府则尽量把她们留在厨房，尤其是大家庭的妇女。佛朗哥鼓励这些大家庭的方法包括给母亲颁发奖章、提供现金福利，以及火车票、入场券和学费的家庭减免。她们不能被从住所赶出去，此外她们的丈夫工资也会较高。许多传统、保守、中上阶层的家庭也很庞大，大半都有4至6个孩子。
在妇女的合法权利方面，则有相当大的进展。以前，未经丈夫允许，女性不得签订合同，也不能工作或领取任何工资。已婚妇女不能接受遗产或担任遗嘱执行人，对家庭收入也不能置喙，即使她也对家庭收入有所贡献。父亲没有义务“承认”非婚生子女，通奸或堕胎的女性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古老的西班牙谚语“对自己的母亲、妻子或女儿要举止沉稳”（Con la madre,la esposa y la hija no se gastan bromas），描述了男性对家人的态度，但他对其他人的母亲、妻子或女儿则是另一回事。如今不同了，所有的旧法律或习俗若非已然改变，就是正在改变。然而，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大男子主义消亡的速度依旧极为缓慢。
西班牙女性的衣着与欧美其他国家女性并没有太大差别。除了偏远地区外，几乎没有人再只穿黑色。在城市里，牛仔裤无所不在。女装的款式和纽约或巴黎一样休闲，鞋子也一样不舒服。唯一的区别是，西班牙没有那么多女性能够负担得起（或知道如何）打扮时髦，但她们学得很快。毫无疑问，时髦的西班牙女士绝对不落人后，而西班牙风格也独树一帜。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设计就是西班牙在时尚领域表现的一例。
当今西班牙人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人均摄取的面包和马铃薯总量比20世纪60年代多，肉类，尤其是猪肉和鸡肉的消费量也更高。牛肉仍然相对昂贵，在西班牙很难找到好吃的牛排。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人的饮食开支在其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但这并不表示西班牙人的饮食较好。脂肪过多、维生素摄取量过低是老问题。尽管有这种饮食上的缺陷，但西班牙人这20年来的身高已经大幅提高，约比过去高了2厘米。但西班牙人平均身高仍比大多数欧洲人矮，而且较多人超重。
西班牙料理不如法国或意大利那么受重视，但西班牙却有真正无与伦比的菜肴，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巴伦西亚海鲜饭，由用藏红花染色和调味的米饭做成，粒粒分明，不会黏在一起，里面可添加各种贝类，尤其是虾、蛤蜊、牡蛎、龙虾尾、小龙虾，再加入切成小块的西红柿、猪肉丁、鸡肉丁，以及几种切成丁状的西班牙香肠，用大蒜、洋葱、香草调味，小火慢煮。
虽然我一生中曾多次前往西班牙，在那里见过许多奇迹，还邂逅了许多杰出的人，但我仍然对吃到最棒的海鲜饭的地方记忆最清楚、情感最深刻。我在巴斯克的圣塞瓦斯蒂安首次吃到美味的海鲜饭；第二次是在塞哥维亚，这个城市不靠海，因而益发难得。尽管首都马德里有最好的旅馆和餐厅，但我从未在马德里吃到一流的西班牙海鲜饭。
我印象最深刻的西班牙海鲜饭是在巴伦西亚的老国民饭店吃到的，就在火车站对面。我从塞维利亚带着大行李箱抵达火车站，那时我即将踏上地中海之旅。一个60多岁的老搬运工拿着我的行李箱，用绳子绑住，背在背上，问我：“去哪里？”当我回答“对街”时，他眉开眼笑地说：“那里有城里最好的食物，一定要试试他们的海鲜饭。”果然名不虚传。
此后我一直在寻找同样美味的海鲜饭，却未能如愿。我担心大部分的西班牙厨师已经忘记怎么煮好吃的海鲜饭；这需要时间，要买很多材料，还需要能分辨味道的灵敏舌头。当然，还有其他不错的西班牙菜及一些独特的基本食材。譬如，西班牙的鳕鱼，无论用什么做法，都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鱼类之一。加利西亚杂烩肉菜锅和阿斯图利亚豆煲都是含有肉类和马铃薯的杂烩汤，适口充饥。安达卢西亚的西红柿冷汤也一样独一无二。这是法式马铃薯冷汤的对应版，但许多美食家都觉得西班牙版本的味道更好。
当今西班牙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是美国在西班牙领土上的军事基地。1953年9月，佛朗哥将军与美国签署了协议，允许建造这些基地。理论上，每个基地都该悬挂西班牙国旗，由西班牙指挥，而在实际战争的情况下，除非相互同意，否则不得使用基地。基地的总造价超过5亿美元。
西班牙总共有4座主要的美军基地，其中3座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基地，分别位于塞维利亚附近的莫龙（Morón）、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以及萨拉戈萨附近的桑胡尔霍-瓦伦苏埃拉（Sanjurjo-Valenzuela）。在加的斯附近的罗塔也有一座巨大的海空联合基地，遗憾地被称为“美国对直布罗陀的回应”。这是美国在欧洲最强大的堡垒，耗资上亿美元。长达485英里的油管由罗塔经过莫龙和托雷洪，到达萨拉戈萨的基地。除此之外，还有两处小型空军基地：一个是位于塞维利亚附近的圣巴勃罗（San Pablo），另一个是位于巴塞罗那西南90英里的雷乌斯（Reus）战机中心。除了罗塔之外，其他基地都是在原本就有机场的地点建造的。在西班牙的其他地方，美国也使用某些西班牙军事设施，譬如在加利西亚的埃尔费罗尔和巴伦西亚海岸的卡塔赫纳都是海军仓库。西班牙基地让美国轰炸机位于距苏联工业中心3000英里的范围内。罗塔的海军基地拥有装备了“北极星”导弹的潜艇，对苏联的威慑力提高了一倍。可惜的是这个地区因船只漏油，使附近几处美丽的海滩遭到破坏。
在西班牙的美军人数约为1万人，也许更少，随行的家属人数大致相同。这些人在去西班牙城镇时穿着便服，但在西班牙要看出谁是美国人，就像在纽约的大街上找出袋鼠一样容易。西班牙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从好到坏，到漠不在乎的都有。西班牙人很少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但绝大多数的人必然希望看到美国人回国。基地附近的西班牙城市经常出现示威和游行，就已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控制西班牙基地的第16航空队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海外部队中最大的单位，负责管理西班牙所有的联合基地。西班牙基地协议自初订以来已修订数次，每次都让西班牙人产生更多的疑虑。随着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西班牙基地的战略价值已经降低，可能很快就会消失。1983年5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在德国波恩也同意在欧洲部署572枚新的美国核导弹，分别置于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西班牙在1982年5月30日正式加入北约，成为该组织的第16个成员国，也是自1965年以来的第一个新成员国。此后西班牙人民一直很不安，尤其是工人社会党。
西班牙正在努力使军队现代化。1984年的国防预算约为4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用于特定的现代化领域。这个数字比1983年的军事预算增加了近16%，对于其他急需经费的领域，这是巨大的牺牲！1983年夏天，德国伞兵参加了西班牙的军事演习，而西班牙军队也参与英国皇家空军的类似演习。西班牙人不再是孤立主义者，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国家位于比利牛斯山后面，三面环海，是一个防御严密的堡垒，欧洲的防御会顺理成章地包括这里。他们想要的是平等的待遇。
西班牙政府如何处理军费预算提高的问题？如同过去这一个世纪一样，在不久的未来，军队仍是西班牙的发展关键。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至少现在政府正视了这个问题。1983年2月，费利佩·冈萨雷斯向议会提出了军事改革计划，要求多余的将军退休（大半都已年逾七十），以功劳取代资历作为升迁标准；在有人被控煽动叛乱或颠覆时，限制军方审讯平民和士兵的特权；削减军队的规模，但使其现代化和专业化；大幅提升所有军事人员的薪酬，吸引更多年轻人从军。基本上，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提出同样的做法，但并未成功。20世纪20年代的普里莫·德·里维拉和1933年共和国时代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也都提出过同样的措施。
工人社会党认为，这一次该计划可能会奏效。军方最近对政治的干预并不顺利，国王致力于民主，而且在将近40年的军方统治之后，普通民众都对其感到厌恶。工人社会党政府非常谨慎地行动，而北约组织已成为这场高风险游戏的关键。西班牙在1982年加入北约时，当时的工人社会党投票反对。在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上次选举后，费利佩·冈萨雷斯承诺针对是否继续留在北约举行全民公投，但后来政府对公投一事低调处理，并批准了40亿美元的巨资军费预算。很显然，这样做是希望能让年轻的军官们感兴趣，并以此为荣，使他们的指挥达到北约的标准，进而让他们的思想不再围绕政治打转。政府热切地希望消除军事干预政治的威胁。工人社会党采取这些步骤是走在危险的道路上，对结果并无把握，但至少现在是改造军队的最好时机。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恐怖主义可能引发军事政变。军方强烈认为，如果政府不能阻止恐怖主义，军队就要这么做。这是今天西班牙的关键问题。这种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巴斯克埃塔组织，即巴斯克分离主义者中的极端组织。埃塔组织杀害的人比佛朗哥独裁时期更多。由1968年至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埃塔组织在西班牙杀害了43人。在独裁和民主的三年过渡期间，有94人遇害。由1979年民主政府开始到1983年底，埃塔组织杀害了282人。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在巴斯克地区执勤的警察和士兵。显然该组织认为它能以某种方式发动政变以分裂西班牙，实现其左派、独立的巴斯克家园的目标。
西班牙迟了许久才进入共同市场，这是影响西班牙走向何方的另一重要因素。共同市场一再拒绝接纳西班牙，使西班牙人的自尊受到严重伤害，可能会使舆论从渴望欧洲合作转向自我封闭、自给自足。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西班牙人早已习惯独来独往，古老的仇外心理总是隐藏在表皮之下。佛朗哥将军的统治使西班牙与欧洲疏远了长达40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西班牙现在正处于能够为西欧共同体增加强大实力的阶段，而美国也正是西欧的伙伴，如果由于西班牙自尊受损而失去这种力量，那将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政治灾难。
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的旅游热潮再次兴起，在热门地区，必须提前数周甚至数月预订旅馆。西班牙最畅销的报纸之一巴塞罗那的《先锋报》在1983年8月18日刊登了一张观光客睡在帕尔马客满旅馆台阶上的大照片。在西班牙许多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景象。1983年赴西班牙旅游的人数约为3500万，消费逾5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20%。美国游客比1982年增加了近五成，这主要是拜汇率所赐。几年前，1美元值56比塞塔，1983年则值150比塞塔。要不是有来自观光客的收入，西班牙已陷入困境中的经济很可能就会崩溃。聪明的西班牙人明白这一点，但许多旅馆服务质量下降，完全没能反映出这种认识。
马德里的《国家报》1983年8月12日在社论中说：“观光业可能是西班牙近来经济史上最重要的活动。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的“腾飞”主要是由观光业带动的。观光业刺激了建筑业，改变了人们对食品的需求，为大量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为保持外汇平衡做出了重大贡献。”到了20世纪80年代，观光业对西班牙也同样重要。但由长远来看，价格上涨和服务差无疑是杀鸡取卵。不稳定的政治情势、恐怖活动增加，以及街头抢劫，必然会造成这种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班牙再次陷入走钢丝的局面，但这回情况显得较为有利，因为大多数人都耐心、宽容，不指望奇迹，愿意勒紧腰带，给政府一个机会。1983年秋天，《变革16》的一篇社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两个一再试图摧毁我们国家的狂热少数族群之外，西班牙的民意显示出这种平静和平衡，可以说西班牙在政治上是欧洲最聪明的国家之一。”
西班牙也出现了一些危机。1984年5月，失业率超过18%，居全欧最高，而工人社会党政府还呼吁工人接受进一步的牺牲，因为政府开始实施耗资65亿美元的工业现代化计划。几十年来，佛朗哥将军因为政治上的考虑，让那些无利可图的过时企业继续经营，而在这名独裁者死后，新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经济，导致200多万人失业。工业的结构调整和现代化成了当务之急，尤其是在钢铁、造船和消费电器等领域。劳工的暴动骚乱正在增加，并且迅速发展成严重的国家问题。通货膨胀率是每年12%，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仅为2%。恐怖主义成了经常性的威胁，军事接管的危险也依旧存在。高级军官的不满情绪仍然严重。在最贫困的安达卢西亚地区，2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中有40%的人失业，而该地区在1983年又遭受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1983年夏天，在半岛的另一端的巴斯克各省份则发生了大洪水。尽管西班牙试图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但一直遭到法国的反对。西班牙财政大臣米格尔·博耶尔（Miguel Boyer）表示：“自律是解决我们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
在1983年10月的一项关于社会大众对政府看法的民调中显示，西班牙人民最不满的是政府对失业和恐怖主义的应对方式。
同时，有60%的人认为工人社会党政府“总体上”是“有效的”，64%的人则认为其衡量成功的标准在未来会有所改善。1983年11月，《变革16》详列了政府的功过。成就方面包括：比塞塔贬值，没收大型控股公司Rumasa，开放直布罗陀的路障，修订社会保障制度，减少通货膨胀，保持失业率稳定不恶化，养老金从13%增加至16%，强制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强制性的30天假期，政府官员高薪减少，堕胎除罪化，刑法改革，出口增加，军队改革及国防现代化，补助高速公路以改善交通。
政府的负面表现包括：政府未能让人民正确地了解信息，外交政策不够现实，西班牙仍未能进入共同市场，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无效，对加入北约态度反复，政府赤字高，农业改革犹豫不决，议会对反对派态度傲慢。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清单上所列的并非西班牙独有；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与西班牙在这些成果、问题和人民的抱怨上，竟十分相似。
当今西班牙工业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技术工人和受过培训的人员，在管理层面如此，在较低的技术层面上更是如此。西班牙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都极具经济潜力，但在教育工人方面却做得不够。这也需要人们改变对教育的态度，扭转传统上下层阶级与受过教育的阶级相互反感的局面。
到城市或德国的流动工人，除了农业雇工之外，大半没有受过任何训练。他们试图以最不需要工作技术的底层建筑工人的身份求职，或者担任守夜人或门卫。这些人大多不是可靠的稳定工人。通常一个建筑工只做几个月就会离职，因为他找到了更有利可图的工作。建筑行业的流动率特别高，这使得原本只是草草修建的西班牙建筑的质量更加低劣。在马德里很难找到好的水电工或木匠，因为这些师傅的工作早已超过负荷，就算他们真的出现，也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狮子大开口，开出荒谬的价格。这些技术工人往往都迁移到沿海的旅馆建设区或观光胜地马略卡岛，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
泥瓦匠这一行则很难解释；他们比较像是建筑业的杂工，而非单纯的砖瓦工。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粗制滥造（chapuza）的心态。所谓chapuza就是不顾质量、马马虎虎、临时凑合的解决方式，意味着材料和手工都很低劣。西班牙人非常擅长运用旧材料找到解决方案，但他们有时却不知道如何安装新材料。我有位住在西班牙的朋友在公寓大整修时，就和各种工人“搏斗”了三个月。巧的是，监督工程的包工头们就被工人用他们自己先前的职业称为“那个守夜人”（el sereno）和“那个门卫”（el portero）。
这些领域似乎普遍缺乏专业精神或我们所称的“职业自豪感”，或许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兴趣，或者是因为工业化的过程仍太短，无法产生出那种感觉。然而，许多农工阶层的父母却等不及孩子长大再找工作。他们总是在寻找机会（早早）安置子女。他们不希望孩子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认为大学生懒惰、依赖父母，一点也不会补贴家用。政府已经成立了非常好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比农业学校更成功。然而如果西班牙要继续工业化，同时提升产品的质量，就还需要更多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旷工在西班牙是日益严重的问题，它是对乏味的流水线生产的抗议。管理阶层和资本为追求利益，一心要通过现代方法增加生产，但他们忘记了在人性上，工人被迫在单调轮班时间内重复相同工作的后果。这也导致粗制滥造的问题。现在已有许多针对管理层的，关于管理培训、营销和生产方面的科学技术课程，但却很少有对工人提供帮助的课程。此外，西班牙的外国或跨国公司经常采用它们不敢在自己国家使用的做法。
工业化过程还带来了其他后果，其中最重大的是因为迁移到大城市而造成原本强烈的地方情感的淡化。安达卢西亚和穆尔西亚人在巴塞罗那工作，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奔赴马德里，卡斯蒂利亚高原的人则去到毕尔巴鄂，形成了多元化的人群，唯一的凝聚力是共同的劳动权益。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格格不入，甚至连语言也不相通，常常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
向工业中心迁移也产生了常见的社会问题：贫民窟，即大城市边缘的简陋棚屋和违章建筑区；缺乏适当的住房、卫生设施、照明、水及托育中心；社会服务不足，还有青少年犯罪。直到最近，国家和相关产业似乎还是对增加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更感兴趣，而不是致力于造福实现这些目标的人。在西班牙，社会学家可能比社会工作者还多。目前，工人、资本家和政府之间暂且休战，但依旧有个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存在：富人没有支付他们应缴纳份额的税。除非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三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缺乏计划或远见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佛朗哥一心要收回直布罗陀；为了扼制这块领土，他切断了劳动力的供应，封锁交通，还在入口处设置了巨大的铁栅栏。原本在直布罗陀赚高薪的数百名西班牙工人因此失了业。为了找工作，有些家庭不得不远赴巴塞罗那，其他人则必须领取失业补偿，这对经济都造成沉重的负担。
现任政府意识到这种做法只会造成灾难，于是去除了出入障碍和劳工限制，因此这些西班牙工人可以再次获得以英镑计算的高薪。然而在西班牙，想要夺回直布罗陀的愿望仍然非常强烈；人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只要英国军舰在此下锚，西班牙就要大声抗议。尽管其他人指出，直布罗陀的人民并不愿意接受西班牙统治，但这毫不影响西班牙国内的意见。所有的西班牙人都知道，这片领土在历史和地理上都是西班牙的一部分，是在战争中被夺走的，然后英国人移入，而住在那里的西班牙人逐渐被赶走。直布罗陀仍是西班牙的痛，在报纸上很容易看到关于它的报道。大众普遍希望能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不过就像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情况一样，英国偶尔会递出胡萝卜，但似乎并非真心想要做出任何妥协。
西班牙的建筑热潮已经消退，这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国家报》的一篇文章以《和平的灾难》为题指出了这股“热潮”的另一个悲惨结果。文中说，这20年来，重建西班牙对小城镇和城市造成的破坏比任何一次战争都更加严重。“先前的西班牙虽贫穷，却很漂亮。”文章说。但在建筑热潮中，数百栋美丽的古老建筑、街道和广场都遭到破坏或被毁容，难以修复。也许这是进步的代价，但只要想到一旦拆除便永难恢复时，这代价也未免太高了。
这种进步的另一个证据，是西班牙“快餐”业的扩张。他们使用英语词。一则广告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上万家汉堡摊或汉堡餐厅，而来自欧洲的连锁店每年都在快速成长。现在的西班牙已经有14家汉堡店了，有进取心的企业家可加盟连锁经营。随着这些投资企业的发展，学习英文也成为获得“技术诀窍”的必要条件。这个术语在西班牙也尽人皆知。所有的报纸上都有英语课程的广告；虽然有些课程学费高达四五百美元，学生人数依旧很多。
西班牙在渴望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文化的发展。这个国家的音乐传统一向出色：西班牙的普拉西多·多明戈（Plácido Domingo）是当今最好的男高音之一，经常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世界上最伟大的女高音之一蒙特塞拉特·卡瓦列（Montserrat Caballé）也经常在大都会登台；阿莉西亚·德·拉罗查（Alicia de Larrocha）绝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20世纪最好的大提琴家则是巴勃罗·卡萨尔斯。我们甚至还没提到20世纪最著名的画家毕加索、著名的吉他手安德烈斯·塞戈维亚、优秀的音乐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Joaquín Rodrigo）、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以及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和比森特·阿莱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
《国家报》曾刊载一篇长文，追溯多明戈的职业生涯，并指出另外一位西班牙男高音曼努埃尔·加西亚（Manuel García，1775-1832年）把歌剧引入了美国。许多优秀的西班牙歌手都来自查瑞拉轻歌剧（zarzuelas），这是在西班牙流传已久的轻歌剧。多明戈的父母就在查瑞拉轻歌剧中表演，他自己也由那里开始了歌唱生涯。听马里奥·兰萨（Mario Lanza）在电影中唱歌剧选曲，使他对大歌剧产生兴趣。其余的大家都知道了。大歌剧在西班牙一直很受欢迎，尤其在巴塞罗那，这个城市有著名的大型歌剧院，称作利塞奥大歌剧院（Liceo），许多世上最好的表演者都在那里演出。
如今大多数西班牙人都不喜欢提到佛朗哥，正如大多数德国人不喜欢谈希特勒一样。先前西班牙大多数改名为佛朗哥或何塞·安东尼奥的街道，现在又恢复了旧名；这让政府付出了大笔金钱，在西班牙各地重做街道指示牌。在巴伦西亚，佛朗哥将军骑马的雕像被拆除时，必须由警察出面，以防反对者滋事，但事实证明并无必要。佛朗哥让西班牙人想起内战，这是他们深切希望从未发生过的耻辱。在《变革16》的民调中，大多数受访者都称这场战争是“史无前例的暴行”，73%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好可以被人遗忘的可耻事件。”
说来容易做来难。西班牙人不能忘记他们的血腥内战，就如美国人不能忘记自己100多年前的内战一样。他们可以拒绝谈论它，并且经常这么做，但在潜意识中，这可怕的事件依然根深蒂固。这可能是了解当今西班牙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曾讲过一位南美朋友的故事。后者在西班牙的一座大教堂中看到血腥的基督雕像，惊呼“这些基督！——老天爷！真让人难以接受……”乌纳穆诺答道，不熟悉苦难折磨礼敬崇拜的人会对这些基督的形貌感到厌恶，但因为痛苦是西班牙人的本质，这些饱受折磨、血腥、痛苦的基督像确实在西班牙的教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接着说：“我们这种粗暴、无理的态度，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人们常说西班牙充斥着仇恨。也许的确如此，也许我们是由恨自己来开启生命的。”这种仇恨就像一股地下的熔岩，解释了西班牙暴力的由来。西班牙人喜欢暴力的景象，而由这种景象产生出悲剧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斗牛在西班牙流行了这么多个世纪。这就是为什么西班牙发生了如此多的血腥战争。西班牙人认为，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必须知道如何有尊严地面对死亡。
我们总是回到这片土地上，这是人类真正的脐带。西班牙的土地既美丽又多样。总体而言，它是坚硬而粗犷的，犹如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加利西亚辽阔的峡湾、阿斯图里亚斯的绿色山脉、卡斯蒂利亚岩石遍布的平原和丘陵、安达卢西亚烈日下的橄榄树林、巴伦西亚肥沃的冲积平原、巴塞罗那北方的布拉瓦海岸，这一切都构成了“上帝的宝库”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广阔的平原显然是这整个有机体的心脏和支柱。卡斯蒂利亚知道如何征服，却从未学会如何治理。被腓力二世定为首都的马德里，永远不会把这个角色交给其他任何西班牙城市，因为它强大的官僚机构已增加到了可观的程度，一旦消失，西班牙一半的人口都会失业。在很多方面，巴塞罗那会成为更好的首都，因为这个城市更进步，居民更有活力，而且不那么不切实际；甚至巴伦西亚也可能比马德里更好。这两地都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一个是工业区，另一个是农业区。但这只是白日做梦，因为这永远不会发生。西班牙的历史永远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西班牙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卡斯蒂利亚和马德里学会管理的艺术，这意味着把政治行动限制在可行的范围内。在那天来临之前，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必须经历期望、等待和忍受；而在这个国家的心里，仍然存在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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