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疯癫与文明》

福柯-《疯癫与文明》

大家好，欢迎来到岚奇哲学，今天我们来讲“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早期时的一部有关描述“人类精神病”在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精神病”的不同态度和表象。通过对西方历史的不同时段精神病的构造之间的对比进行了考察。思考“精神病”在西方不同时段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现象，试图透过它们之间的比较和历史状态来说明所谓“精神病”的产生因素。

首先，作为“后结构主义”者的福柯，他对于解构西方当代知识基础结构的解构并不是空穴来风，在他早期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中其实就已经具备着“解构”的意味，只不过早期的他并未完成他全面的“解构理论”，但《疯癫与文明》却像是在理解他的解构理论之前的一块问路石，不论是从他的思想脉络来说还是研究价值来说，《疯癫与文明》像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它虽然不具有全面的“解构理论”，但这却是“解构的开始”。这本著作可以看出福柯对于当代西方知识不屑一顾的叛逆态度，甚至是对当代“理性”的构成抱有不足为“知识”的看法。

虽然在福柯的诸多著作中，他并没有使用“解构主义”的名称，但是在方法论上来说，他的学说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解构主义！

福柯的哲学生涯是从探讨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起源开始的。根据他的研究表明，他认为：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或生理方面的疾病，在自然中并不存在对于“精神病”的定义和区分，而是一种人们对人群加以分类的社会功能，它的诞生是历史的产物。

福柯通过对西方文化历史的不同阶段的考察，对“精神病”这个概念的诞生做了详细的描述。

在17世纪以前，人们并不把疯癫当作疾病。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狂迷甚至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反而过于着重眼前的现实事物更是一种不理智，是认知层面的初阶阶段。

在中世纪，疯癫一方面与人的堕落相联系，一方面与人的神圣的拯救相联系，这时的疯癫被看作是一种个人在生活世界中体验的表现，发挥着一种笑看人间，对生活体验产生某种归属的神秘体验。那时，只有少数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疯子才需要被治疗。

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候疯癫还不是理性的对立面，反而更是一种寻找真理的通道和表现，是面对于现实与社会现象的不公而讽刺的一种体现，在这个时期之中诞生了许多人文作品，例如在伊拉斯谟的《愚人颂》里，疯癫更是嘲讽的理性/高级的理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真理往往发自疯癫人之口。福柯说：这个时候的疯癫并不是社会防范的对象，它被视作对世界的无意义的揭示，它的领域在社会之外，但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疯癫仍有很多可发挥的桥梁。

但是到了17世纪，人们关于疯癫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福柯认为；转变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偶然因素：17世纪中叶，肆虐已久的麻风病突然在法国灭绝，原来的麻风病院闲置。法国政府于是利用这些隔离设施囚禁罪犯/流浪汉和疯子，这些人在这个偶然事件中被隔离的形式所影响归入同一范畴。因此“大囚禁”的时代便开始了。

据统计，17世纪时，就有百分之一的巴黎居民被囚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疯癫与罪犯一样成了社会的敌人，是需要防范/管制和改造的对象。疯癫于是成了需要特别注意和研究的疾病，疯人也成了需要加以治疗的病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任其自流或去除了之。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疯癫被正式定名为“精神病”。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福柯看来；在自然层面上来看并不存在“精神病”，人们对于“精神病”的区别对待，在西方历史的不同阶段中也并未对“疯癫”有着异样的看法，因此也不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面；只是在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的隔离影响中，让疯癫成了加以管制的对象，成了理性的对立面，在人为定义的”精神病“诞生时，理性也同时诞生。

理性通过对自己的界定，界定什么是理性的范围，从而把历史事件造成的少数的”疯癫“视为非理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平行的，而不是对立的，疯癫也不被当作是应受理性管辖和匡正的疾病。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疯癫才被视为危害社会的罪恶，应受到社会的管辖和理性的审查。由此而来的后果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在这样的对立中获得了凌驾于非理性的权威，理性因此成了判断人类和全社会利益的标准，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理性的时代就是这样开始的。

因此福柯认为，理性的基础来源并非理性的知识论证，理性的标准不是天然先天的合理性，而是由一定的外在历史因素造成的，在历史事件的作用下理性意外地把”疯癫“排斥在外，而非理性也在理性的自我界定中所形成。

所以在福柯早期的《疯癫与文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人类理性知识来源的基础产生了极大的解构思想，认为理性的诞生恰恰是历史的偶然选择，并不具备人们知识的论证和天然的合理性。而相应地被排除在外的非理性又何以被人们所摒弃，并屈膝与理性之下呢？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那么这一“解构西方理性知识”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在后期更被他的“解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