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镇的勃兴
在对朱重八的架空访问调查中已经出现过，货币对于宋代的农民来说也是必需的。因为只要不是住在深山老林，他们的生活并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本来两税法规定的就是夏季上缴钱，秋季缴纳粮。不过虽然规定如此，但是实际上夏季似乎也可以缴纳收获的东西，如小麦、丝绸、麻、棉等。因为货币还没有充分流通和满足需要。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王朝自己发行了独自的货币。有铜钱和铁钱两种，兑换比率也不一样。宋朝初期铸造了“宋元通宝”，淳化元年（990年）发行了刻有“淳化通宝”字样的货币。货币上刻印的是太宗亲自挥毫书写的真（楷）、草、行三种字体。这个货币，开了通货用年号冠名的先例。后来宋朝为了建立全国规模的经济圈，基本上推行重视铜钱的政策，但是实际上根据现实情况铁钱也并用，特别是四川和淮南地区，基本上全使用的是铁钱。朝廷虽然逐渐增加了铜钱铸造的数量，但是没有多大显著的变化。这里也是王安石的改革才带来了巨大变化。有评价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给货币下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青苗法的出纳用货币结算，农民借钱度过青黄不接时期以后必须卖自己劳动的产物挣钱来还贷款。旧法党人批判青苗法时常用的言辞就是——“为了征收本来不必要的货币强行损害农民利益”。确实，在新法实行过程中，各地普遍出现各种混乱和地方官员的苛政。但是我们先不说青苗法的是非，单从通过货币政策给帝国带来新鲜血液这个事实来看，在当初的改革理念的意义上是成功的。因为中央政府的统治波及了普通农民的腰包。旧法党怀旧的道德家们批判的“让百姓买不需要的奢侈品”，才正是希望刺激经济活跃的王安石的政策意图。人并不是天生勤勉的动物，都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才努力工作。这种现代经济人类学的观点，当年的王安石已经实践了。结果全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也给国库带来相当收入。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过是疯狂掠夺了民间财富，使得国民生活更加贫苦。不管有没有高深的统计理论，从来就存在推行计划性通胀，还是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这两种立场完全相反的经济政策。而且，到底实行哪种政策才是正确的，不看结果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从以上历史事实也能看出这点。宋朝成功实行了几十年。如果没有靖康之变的话……另外，众所周知，宋钱作为当时的国际硬通货广泛流通，也大量传入日本。宋朝甚至前近代的东亚地区全体都存在一种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的惯例，叫做“短陌”。“陌”为一百。用几十文当作一百文，也就是不足一百文却当作一“陌”支付。这个比率因商品、宋朝的时候因地方和时期不同而不同。《东京梦华录》中有如下记录：官用七十七文街市通用七十五文鱼肉·蔬菜七十二文金银七十四文宝石、雇用保姆、宠物六十八文文字（书籍）五十六文从作者孟元老特意罗列的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他记录的南宋初期，存在比率不太相同的短陌。其中官用比率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正式规定。南宋的算术教科书中收录有如下应用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要碰到计算这类题目的时候。“九十六贯二百五十文，七十七短陌等于多少贯？”（答案是一百二十五贯正）。关于这个惯例，最近有研究者认为是商品流通孤立性的证据，有研究者甚至对用“惯例”一词总称此现象表示怀疑等，研究史上迎来了大的转机。宋朝通货政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开始使用被称为会子、交子的纸币。这个被冠以“世界最早”的纸币，作为取代携带不便的铁钱的代用通货，最早在四川地区开始出现。当时并不是永久通货，三年期限，到期回收。新法党政权时期扩大了发行量，到了徽宗时期甚至有过脱离固定发行额度的情况。此即为不兑现纸币化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很快被撤废，南宋还是按保证到期交换的形式继续发行。交换的期限称作“界”。及至南宋后期，与国家困穷的财政状况互动，纸币的信用价值也趋向低落。这类纸币到底在普通百姓中普及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上一节“朱重八”说的，当然是笔者的架空创作，对他们来说这类纸币估计没有任何用处，甚至连是什么东西可能都搞不清楚。上述议论，存有一定的从现代的视点对宋代纸币使用状况进行过高评价之嫌。所谓纸币，其实只不过是政府发行的信用支票，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那其实只不过是当时民间广泛使用的一种叫“交引”的结账用的政府版支票而已。再用上边举过的例子来说，现在使用现金比使用信用卡价格优惠，或者相反，使用信用卡支付按支付额加算优惠点数等，通货问题，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复杂和微妙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说唐宋变革以后，农民们也被卷进了流通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生产超过自己消费、为了销售的物产，或者相反的，从别人那里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这个行为不是在自己的村庄内部、左邻右舍之间进行，而是更为广域的，通过专门做此生意的商人进行。由此，在农村地域出现了进行交易的恒常性设施。其小规模的叫做“店”、“步”、“市”等。“店”在陆路的街道两边，“步”是船停泊地出现的商业集落。其中“市”是最常用的一个叫法，现在的日语也用“市场”一词。“市”本来是经书中早有的一词，指的是都城内的商业地区，现在则把出现在都城以外，商业设施聚集的地方也叫做“市”。变成熟语后史料中常常出现“墟市”、“村市”、“草市”等词语。这些市场规模扩大，显示出城市的样态后，官方则用“镇”来称呼。本来中国的统治理念是人们集中居住的是政治据点——或者相反，把人们集中在政治据点居住——城市的基本单位是县城。其他也仅有矿业都市“监”、商税征收据点“场务”、酒税征收据点“酒务”等。除此之外如果出现新的商业城市，其实可以采取把那些城市都升格为县的方法。但是追求行政区域固定化的历代王朝，尽管人口增加以及商业发展，却并没有采取增加县的做法。人口总数超过唐代五倍的清代竟然还基本保持着全国一千几百个县的总数量。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给新出现的这些县以下的城市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是“镇”。以前有过军事据点“寨”、“堡”，矿业城市“场”，但是其数量远不及各地新设的镇多。镇在徽宗时期就已经有两千多座。对城市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可能看法也不同，但是至少可以说在数量上，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中心是镇。县城作为行政中心，是由政治逻辑决定其设置地方的。但是镇是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当然话虽如此，流通也还是受到行政上的许多限制和影响。比如县与县之间要进行物资交流，在两县交界处就有设置交流场所的需要。笔者要举的例子不知是否妥当，这就比如现代国家之间的国境贸易。国境两边都必须要有交易地区。宋代的镇也有许多这种类型的。这样的时候，虽然是一个镇，但是在行政上却以境界线分属两个县。因此，政府统计时就会分别统计成两个县的两个镇。所以上边的两千多个镇的数字，与实际数字可能不符。由此也能显现出仅靠政府的统计数字不能再现历史的真实这种研究者的无奈。可是，当时的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到底是多少呢？因为存在上述统计上的问题，所以不可能推算出确切的数字，但是有研究认为熙宁九年（1076年）保甲法记载的丁男数，市和镇两者加起来约占全体的百分之三点四二，也就是约三十分之一。不过这个数据并不能就代表当时的城市化比率。这从河北东路和秦凤路的数据远远高于开封近郊这个事实就能看出。所以说这个数据仅有参考价值。但是也足以说明当时商业据点急剧扩大的趋势。该研究指出，就连福建山区的汀州在南宋的几十年之内，城市人口都增加了六倍。到了南宋末期，汀州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另有研究指出，南宋的坊郭户的比率多为一成左右，但是镇江和真州例外，竟达四成左右。这些地方距离金朝的前线地区近，估计因为军队大量和长期驻扎，为军队提供消费服务的商业和娱乐设施集中，所以相对于后方的农村地区容易出现大规模城市。与“封建社会特有的自给自足经济”这种概念上的成见不同，宋代社会所有阶层都是以交换经济为前提而生活的。虽然粮食基本上可以在近距离的贸易圈得到满足，但是食盐和茶叶等却需要长途运送。政府看到其中的甜头，采取了专卖政策，给商品加上了远远超出成本的税金。同样的，许多日用品也都是特定地方生产，由此形成了进行全国流通的自发性组织。直到现在还存在的“行”就是其同行组织中的一种。而最远距离的商品交易，则是国际贸易。如果说唐朝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同西方进行陆路交易的，那么宋朝的贸易则主要靠的是船舶和海港。如果说镇是最小的贸易城市，那么最大规模的贸易城市就是贸易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三个贸易港是广州、泉州、明州。广州位于连接大海和珠江的河口部，自从唐代以来就作为南海贸易的据点得到发展。因为没有直接面向外海，所以是一个天然良港。秦朝的时期已经置有南海郡。虽然经过黄巢的清剿，但是公元917年南汉在此建都称帝后竟还君临五十余年。五代时期的后汉在选定国号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南方的这个独立国，说明南汉处于与中原隔绝的地理空间。南汉也在设立当初就没有逐鹿中原的意图，只是享受着自己国内的和平和安定。宋朝在开宝四年（971年）接收此地后，以广州为广南东路中心城市作为统治中心，设置管理交易、征收关税的市舶司。华中生产的商品运送到广州，以此地为交易窗口向南亚方面出口。宋朝三百年间，广州一直作为巨大的贸易都市持续繁荣。但是其背后的珠江三角洲却因为宋代的技术能力还不足以开发，所以与唐代一样，是一个未开发地区的孤立城市，像后来东南亚出现的好几个城市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贸易转运港而已。珠江三角洲被真正开始开发，广东在农业生产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那是明代以后的事。蒙古人统治初期，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并长期居住的马可·波罗用华丽辞藻赞叹的可惜并不是广州。他赞为世界最大港口的是“Zaiton”。经过众多研究人员的研究，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得出结论，“Zaiton”就是现在的泉州。这样表记可能是取自泉州名产刺桐。泉州是福建南部的一个海港。严密地说应该在从海口沿晋江上溯几公里的地方。泉州虽然隶属福建，但是从这个名称即可看出，福建也是源于北部闽江中流的建州与河口地区的福州的开发，而泉州在唐代也只不过是沿海的一个平凡的港湾城市而已。十世纪闽国南北分裂后，成立了以此港口为据点的事实上的独立政权，该政权采取了奖励贸易的政策。但是在被宋朝吸收后，福建路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还是在福州。泉州的发展始于熙宁五年（1072年），均输法的负责人、转运使薛向进谏设置市舶司。在此之前，当时的知州蔡襄已经在朝向东部的街道上修建了洛阳桥，开始整备基础设施。经过一些反复，元祐二年（1087年）终于设置市舶司。到了南宋时期，尝到船运巨额税收的甜头，不断庞大的皇室的一半左右都移住到这里，同时设置了管辖该地的南外宗正司。广州在唐代就已经设置了名叫“蕃坊”的外国人居住区。泉州市内也自然形成了各自的居住区。距港口近的市区成为从外国来的贸易商们的居住地，建设有清真寺等宗教设施。汉人船员们祈祷航海安全的妈祖庙也在此地。另外，市区北部为行政、文教地区，也是当地豪绅们的聚居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内人口增加，城墙外也开始有人居住。后来又围绕这些增加的建筑建设城墙，最终形成内城、外城、罗城等三重结构的城市。朱熹当初赴任的同安县，位于距泉州西南方向六百公里处。有人推测说他的理学哲学就是在这里接触穆斯林后才形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有意思，但是翻遍他的文集和语录，完全看不到他有过接触异文化的痕迹。不仅他，作为他思想上的后继人的真德秀虽然两次担任泉州知州，对振兴贸易尽心尽力，但是同样看不到任何与穆斯林商人交流的迹象。也许儒教就是作为一种大陆思想出现，本来就没有向海洋开放，这点与华夷思想一起，使得他们的思考回路不可能吸取伊斯兰文明。泉州作为贸易港的特殊地位在南宋灭亡后还继续保持。当时担任此地市舶司长官的阿拉伯人蒲寿庚没有接受临安逃亡到此地的宋朝宫廷的恳求，而是带领水军投降蒙古忽必烈。马可·波罗看到的，就是数年以后的泉州。在蒙古帝国创造的和平环境下，泉州作为海洋贸易的据点，取得了超过广州的地位。但是，这个繁荣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因为泉州没有面向外洋，大型船不能入港，货物只能靠小型帆船倒装，非常不方便，所以逐渐被周边别的港口所取代。还有研究认为街道上架桥后，造成了河道的土砂堆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旧港口的土砂中发现了基本完整的宋代沉船。可能就是因为触礁后放弃了的。此沉船现在被完整保存在博物馆里。明朝的海禁政策，也使得受到政治保障的泉州地位下降。因为当时走私贸易非常兴隆，为了躲避官家的耳目，他们只能在泉州周边的港口进行交易。明代后期同安县的厦门和旁边的漳州月港成为福建南部主要贸易港。广州因为直至近现代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城市容貌变化巨大，但是泉州却因为这个衰退，直至现在还保留有昔日的风采。另一个港口城市明州，以现在还通用的明朝命名的宁波一名在日本也广为人知。宋代有荣西、道元，明代有勘合贸易的日本船都曾造访这个港城。应仁之乱以后的细川、大内抗争，发展到场外乱斗，这个港城曾被烧毁。明州也不是一个外港。但是，有甬江连接大海，而通过支流余姚江逆上经过运河又可直接通到越州和杭州。再往前，当然与大运河也相连。也就是说，只乘船即可直达中原。唐代这里还没有形成城市，明州官府也在别的地方。把州城移转到余姚江与奉化江交汇处，还是唐末的事。咸平二年（999年），此地与杭州同时设置了市舶司。杭州在当时因曾作为吴越国的首都在政治上也已发展成为大都会，与此相比，明州作为一个平凡的州城能设置市舶司，当然应该是因为上述地理条件所致。位于杭州和明州之间的，是越州。明州的州城，西临运河，东北是余姚江，东南是奉化江，为完全被河渠围绕的一个卵形。因此，城墙的扩张是不可能的，所以城市规模从宋代到清末几乎没有变化。这个城市临近码头的城内东部是与海运业有关的商业地区，北部和西部为政治、文教地区。豪门贵族居住区为西南部。这里距生活用水的水源近，还与城外西郊广大的水田地带相连。第四章我们已经指出过，明州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向中央政府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势获得的财产都积蓄到这个州城，或者在郊外投资收购耕地。科举官僚的故乡、国际贸易的港口，这两个面貌一直是明州最大的特征，直至十九世纪其繁荣的地位让给上海为止。西门旁边修建的天一阁，因明代收集地方志等，给宋代史研究也带来相当大的恩惠。黄宗羲死后，到了清代完成了《宋元学案》的全祖望和编纂了《宋元学案补遗》的王梓材、冯云濠等，都是宁波人。可能也正因此，所以如第八章所述，《宋元学案》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宁波学者主导着宋朝末年的儒教正统似的。广州、泉州、明州，这三个市舶港汇集了来自亚洲全域的贸易商，从事与宋朝的交易。当过泉州市舶司长官的赵汝适著有《诸蕃志》一书，书前有注明宝庆元年（1226年）的序。上卷介绍各个贸易对象国的情况，下卷介绍各个贸易对象国的物产，是一部了解当时贸易状况的珍贵史料。比如前面记述的“倭国”，介绍说现改国号为“日本国”，有八十八万成人男子，人长寿，多有八十至九十岁之人，女性贞淑、不嫉妒等。最后还记载了奝然访问以及奝然与太宗的那次对话。这里也记载了太宗的那个感叹。可见日本万世一体以及贵族世袭的国家体制，给宋代人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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