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他决定留在北京，并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由于工作努力，他在1983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党务委员，出席了当年的“两会”。
会议期间，黄维见到了一位当年黄埔军校的学弟，但他却梗着脖子不与对方说话，还盯着他看了老半天，搞得其他人都觉得黄维和这个人有仇似的。
这个人就是廖运周，他曾就读于黄埔五期，是黄维的学弟，那他究竟与黄维有什么恩怨呢？
1903年，廖运周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廖家湾，他从小就天资聪颖，早年曾考入河南中州大学。1926年，廖运周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
第二年，随着北伐的胜利，黄埔第五期政治、炮兵、工兵科从广州移来武昌，并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邓演达任代校长，张治中任教导长兼训练部部长，共产党人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廖运周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训练，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7年5月，他在共产党人靖任秋、孙一中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廖运周从学校毕业，任武汉国民政府第2方面军炮兵团少尉见习排长。同年8月1日，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曾来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从事地下工作，但由于部队调动频繁，廖运周逐渐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后廖运周一边寻找组织，一边在敌人内部忍辱负重，坚持工作，先后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7年秋，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军事部书记朱瑞得知时任国军独立46旅738团团长的廖运周是我党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党员后，便命令他：长期隐蔽，掌握部队，团结军内进步人士，坚持抗日。
从此以后，廖运周成为了隐蔽在敌军内部的一颗“闲棋冷子”，在极度危险的工作环境中，献出了自己的一片丹心。
黄维和廖运周的交往是从1938年的武汉战役开始的。当时廖运周任第110师656团团长，他指挥部队在茨芭山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缴获了大批辎重和其他战利品。当时18军军长黄维正率部驻扎在附近，廖运周出于礼节，便带了不少战利品作为礼物前去拜访他。
黄维是黄埔一期学生，他得知廖运周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属于“黄埔系”，因此也愿意接见。两人见面以后，聊得非常投缘，廖运周趁机向黄维提出：656团火力不足，想向他借几门炮，以便找机会打击日军。
黄维于是问了廖运周几个炮兵方面的问题，出身于黄埔五期炮科的廖运周对答如流，黄维非常满意，于是慷慨地借了8门炮给廖运周。
廖运周带着8门炮回到部队以后，却发现周围的友军已经全部悄悄撤走了，自己的部队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他于是马上命令部队西撤，追赶主力部队。这天晚上，廖运周赶到了箬溪以西的小坳，遇到了328旅旅长辛少亭，此时日军的27师团仍在身后紧追不舍。
此时辛少亭问廖运周：“廖团长，想不想在这儿打一仗？”
廖运周仔细观察地形，发现此地是湖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两山之间的一个坳口，公路在这里拐了两个急弯呈S型，中间是一座十几米高的小高地，可谓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域。而且不远处还有一座弹药库，由于守军逃跑得过于着急，竟然忘了上锁，还有上万发炮弹还完好地储存在这里。
廖运周于是对辛少亭说：“打！这么多炮弹留给日军人，岂不是太可惜了？只要把路堵死，迫击炮照样打坦克！”
辛少亭高兴地说：“好样的，那就看你的了！”于是他又调给了廖运周4门迫击炮，才带着部队撤走了。
廖运周此时已经有了12门炮，而且部队得知要在这里伏击日本鬼子，都感到非常兴奋，都把疲劳抛在了脑后。全团官兵很快按照战斗部署，进入了伏击阵地。
这天晚上，日军第27师团的前卫部队缓缓地进入了伏击圈，几辆日军坦克在前面开路，后面则是长长的日军车队。等待敌人进入以后，廖周果断指挥火炮开火，敌人的坦克一辆接着一辆中弹起火，把2里多长的公路全部堵住了，气急败坏的日军急忙向四周扫射，但廖运周此时已经带着部队撤走了。
此役廖运周共击毁了日军20多辆坦克，并迟滞了日军一个完整的师团一天多的时间，而且自己无一伤亡，可谓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场漂亮的伏击战很快让廖运周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名噪一时，而黄维也因为为廖运周提供了火炮而受到了嘉奖，两人的关系很快突飞猛进。
但在1939年秋，廖运周被怀疑“通共”，被调到31集团军干部训练班当大队长，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兵权。从此他更加小心谨慎，直到一年多以后，他才被解除了怀疑，在1941年被提升为110师的副师长，1942年，他又接任了师长一职。
抗战胜利后，廖运周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取得了联系，并在1947年夏天在110师成立了地下党委，由他担任党委书记，刘浩担任副书记。廖运周本打算将部队进行整顿，但邓小平知道以后，马上指示说：“我们天天宣传国民党不好，你们却要把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搞好，那不是为国民党争了光，打了我们自己的嘴巴吗？”
廖运周也非常赞同邓小平的话，他知道在国民党部队里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把部队管得太严了，那些老兵和旧军官不服，也与宣传国民党坏相矛盾，特务会怀疑你是共产党员。但如果放松对部队的管理，一路烧杀抢劫、敲诈掠夺、抢男霸女、欺压百姓，会给人民群众造成许多灾难和痛苦。
于是廖运周指示部队随机应变，如果要抢老百姓的东西，就秘密记账，过后派人一一偿还；而对地主老财的财物，照抢不误，越多越好，他们经常在这些大户家里大吃大喝，吃不完还兜着走，不管是柴米油盐，还是金银细软，一律白吃白拿。
最后很多地主老财忍受不了，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写信告110师的状，蒋介石看到信以后大怒：“难怪别人说我们中央军是‘遭殃军’！”
此时又有人向蒋介石举报廖运周有“通共”的嫌疑，蒋介石于是又亲自派遣特务来到了110师，名为整纪，其实是暗中监督。但特务们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只能向蒋介石报告：这是一支效忠于党国的部队。
为了保持部队的纯洁，廖运周运用各种手段，将110师国民党死硬分子调走：师参谋长陈振威觉得这个位子没有“油水”，多次向廖运周抱怨，于是廖运周便推荐他到河南去带补充团，他高兴地称赞廖运周“够朋友”；329团团长唐奎甫思想反动透顶，廖运周便推荐他在82师当师长，他非常感激，到处说廖运周的好话……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打以后，黄百韬率领的第7兵团在碾庄陷入解放军的重围，蒋介石急命黄维的第12兵团前往增援，廖运周的110师也归黄维指挥。不久以后，黄百韬的第7兵团被我军全歼，黄维的第12兵团在转移到双堆集以后，也被我军重重包围。
此时中原野战军领导和廖运周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廖运周所在的110师此时战场起义，将注定使国军陷入极大的被动，对黄维兵团不啻是致命一击。
11月26日，黄维派人将廖运周叫到了兵团部，并对他说：“我想趁敌立足未稳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
因此，我决定每个军挑选一个主力师，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廖运周心里暗暗吃惊，心想黄维这一招果然厉害，此时他的部队建制基本完整，如果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鼓作气，很有可能突围出去。他于是对黄维说：“好！司令官的决策真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
黄维听到这番话后，非常高兴，连连夸奖廖运周。但他随后又作出决定：四个师齐头并进，将110师放在中间。
廖运周认为这样一来，110师被夹在国民党军队中间，两翼都是敌人，将很难进行战场起义。于是他在这天晚上又来到黄维的兵团部，对他说：“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我师先进，其他三个师跟在后面。如果我师进展得手，其他师可迅速跟进，如果不成，其他理由还可就地据守，免被共军所乘。”
黄维没想到廖运周竟能如此“忠勇”，他激动地说：“还是廖老弟有办法，危难见真心，板荡识忠臣。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
当天晚上，廖运周又派人来到对面的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部，见面了司令员王近山和政委杜义德，向他们通报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王近山又将计划报告给了淮海战役总前委，得到批准以后，他对前来的信使说：“起义部队过来后，按我指定的地区集结，我们将会作出周到的安排，包括让你们吃上饭，喝上水，请你们放心就是了。”
11月27日凌晨，在离起义还有2个小时，廖运周又跑到了黄维那里，向他报告：“我们发现敌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拂晓前行动最为有利，特来请示。”
黄维听后大喜，他拿出了一瓶酒，对廖运周说：“老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特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
11月27日6时整，廖运周带领110师5000余人准备出发，临行前，他对部队说：“现在，我们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我们是援兵没有，退路已无，弹粮即尽，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蒋介石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卖命呢？我们已经与对面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我们即将进行的起义非常欢迎，你们赞不赞成这样做？”
话音刚落，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赞成！”
为与国民党军队相区别，廖运周让110师的官兵左臂一律扎白布条或毛巾。出发2个小时后，报话机里传来了黄维的呼叫声：“长江，长江，你们到了哪里？”
廖运周连忙回答说：“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
这天上午，廖运周带领起义部队顺利到达了6纵指定的集结地域，见到了王近山和杜义德。6纵为起义部队准备了丰盛的午饭，有大米、白面、猪肉、白菜，粉条，起义部队都欢呼雀跃。
此时廖运周下令关掉全师所有报话机，一律上缴师部，师部的无线电台也停止使用，这意味着他们与国民党彻底断了联系。杜义德也命令前沿部队把口子封死，对紧跟110师后面的敌军突围部队进行猛烈射击。
此时黄维才意识到廖运周已经战场起义了，他感到后悔不已，不仅5000余人的部队没有了，而且还被他带走了不少坦克和火炮！
这天晚上，中原野战军2纵政委王维纲来到了6纵驻地，他奉总前委领导的命令，为廖运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他还当众宣布：廖运周师长是共产党员，110师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打着国民党旗帜的队伍。现在他率部举行了光荣的战场起义，脱离了国民党，走上了光明大道，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可喜可贺！
110师起义后，被编为解放军二野第4兵团14军42师，廖运周继续任师长。而黄维兵团则在我军的打击下，很快全军覆灭，他本人也当了俘虏。
此后廖运周又带领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并横扫江西，进军两广、云南和西藏，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廖运周历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
再说回“两会”的会议当天，廖运周也在人群里看见了黄维，尽管对方不肯搭理他，但他还是主动找到黄维谈心，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谈起，一直到遭遇、到生活，整整谈了好几天，昔日的恩恩怨怨，在这真诚的交谈中，皆化作消逝的云烟。
最后黄维忍不住对廖运周说：“想不到共产党真是藏龙卧虎，你整整从事地下工作20多年，我还一直蒙在鼓里……”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1996年5月11日，廖运周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两人长达数十年的交往，至此潸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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