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5章 《儒释道三教》之二

第5章儒释道三教 之二

宋代的道教和佛教

唐宋时期，道教和佛教满足了社会各阶层信徒的宗教需求，无论市井小民，还是官员学者都乐于谈佛论道，拜佛修仙。这些宗教活动进行得如此频繁，以至于那些本身并不信教的儒家学者也为之迷乱。如韩愈在他的诗歌《华山女》中，就赞赏地描述了一位年轻道姑在道观里传经布道，观者如云的震撼场面。

道教是真正的中国本土宗教。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道教发源于当时的自然哲学，人们将其称之为“道”。根据老子《道德经》的阐释，“道”作为控制时间和空间的能量，是个体一切变化的动力源泉。道要求其信徒要与自然和谐共处，摆脱人为的状态、知识和欲望，只遵从自然之理。

道家从汉代开始，逐渐走入公众主流视野。彼时，对道家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不断涌现，各地也开始兴建道观和祭祀用的庙宇。随着唐代道教的兴盛，吐纳、膳食、阴阳采补以及长生不老等观念已经家喻户晓。此外，道教也常常卷入帝国的政治生活中，例如预示一位真命天子的出现。如宋太宗，就曾在开封北帝庙供奉的“黑煞将军”那儿获得一则神启，预言他将成为宋朝的第二位皇帝。黑煞将军，其神职为“真君”，他有人的外表，怒目圆睁，赤足，头发凌乱，手执利剑，以斩妖除魔为己任。宋太宗登基后，认为自己是受上天佑护才得以继承皇位，为表达感激之情，他敕命修建了上清太平宫。

数年之后，宋真宗即位。他同样推崇道教，真君又被授予“翊yì圣保德”之号，同时玉帝被皇帝奉为宋朝的保护神。建于1019年前后的玉清宫，不仅是真宗朝建造的地位最高的道观，也是整个宋代建造的结构最为复杂、规模最为宏大的皇家建筑。百年之后的宋徽宗，更是道家哲学最热心的支持者和传播者。就对道教的痴迷和推崇程度而言，徽宗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和道教一样，佛教也得到了多位宋朝皇帝的支持和保护。宋朝开国不久，宋太祖就度童行8000人，“童行”，是指那些已进入寺庙，尚未取得度牒的儿童；他还鼓励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工作，并于971年下令刊印《大藏经》。这次刊印共刻了1.3万块木刻雕版，至983年方才印制完成。除了徽宗曾发动过禁佛运动外，太祖之后的宋代皇帝都没有对佛学进行打压。当时人们相信，潜心于佛学的人有机会获得神通之力，可以抵御外界的不良影响。

宋朝政府对公私佛寺进行了区分。公立的佛寺主要为皇室和国家服务，一般规模较大，也较富有，其住持由地方官员任命。除了礼拜神佛之外，公立佛寺还要超度战死者的亡灵，并进行皇族的庆生或丧葬仪式。”宋朝首创了将皇帝画像展列于大型佛寺或道观的制度，因此在宋代的佛寺和道观中，通常都会供奉、收藏御赐书法，并展列皇家列祖列宗的画像。

1067年，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政府决定出售佛教僧侣的度牒，购买者可以凭此免除赋税和劳役。与真正的僧尼不同，这些购买度牒的人不必剃发，也不必穿戴僧尼服装，他们可以像往常一样留在家中继续原先的职业。第一次售卖的度牒价格达到了130贯，1161年至1170年间每年卖出的度牒有12万道之多。

佛寺从事的经济活动极为广泛——如经营油坊、水磨坊、当铺和客栈。佛寺还拥有土地，并分块出租给佃农耕种。随着寺院的兴盛，僧侣也日益增多。1221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和尚有40万人，尼姑6.1万人，而845年时唐朝登记在册的和尚和尼姑总数只有26万。僧尼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比不到1%，但他们对全体中国人在宗教生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力，却大得几乎无法想象。

宋代大多数佛教寺院属于禅宗和净土宗，这两派都躲过了845年的灭佛运动。禅宗宣扬直觉的重要性，主张借助公开的问答讨论来获得觉悟。长久以来，他们一直远离政治生活，坚信真正的佛理是以师徒相授的方式代代传承。在宋代，佛教典籍的编撰已日趋系统化，相关的仪式也愈发成熟，在此基础上，诵读经文，而非单纯的意念冥想，便成为信徒们实现自觉自悟的重要手段。在净土宗看来，不断呼唤佛陀的名字能够让人达到自我拯救的境界。因此，他们的信徒以重复祷念“阿弥陀佛”的方式来实践其教义。在宋代，经常可以见到数千名净土宗信徒共同诵念佛名的壮观场面。禅宗和净土宗的信徒都试图实现互相之间的融合，而延寿就是第一位同时讲授禅宗和净土宗教义的法师。

10世纪时，两位源自印度的神被传到了中国佛教的神谱中。对于大多数未曾受过教育的布衣百姓而言，这两位神更具吸引力，也更接地气。他们人性化的外表让更多的信徒相信，个人的愿景将在此时此刻的世俗世界中得以实现。观世音菩萨，中文之意为“观世间之音者”，也被称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者。她是唯一一位被引入中国后由男相变为女相的印度神。观世音一般简称作“观音”，常和“阿弥陀佛”一起被信徒祷念。她通常位于净土宗万般诸佛的中央，凡口诵“阿弥陀佛”者将会被观音带引至西方极乐世界。观音有诸多化身，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坐卧，或站立。在一些壁画和纸质画作中，观音还留有胡须，象征其男性之气，她的赤足也显示其源自男性神。

在宋代，观音显灵的传说很多，这些传说和描述菩萨的画作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对观音的崇拜。12世纪以后，水月观音逐渐流行开来，白衣观音也广受欢迎。与观音同时出现的还有莲花、净瓶、念珠和童子等佛教意象。在东亚地区，观音有许多称呼，如救苦救难大士、护母观音、送子观音等等，由于其美德被人们广为传颂和喜爱，甚至把她当作中国女性美的化身，并把她理想化为女性摆脱性和婚姻桎梏的象征。于是，观音在中国日益兴起的女神崇拜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观音菩萨，弥勒佛是另一尊被中国佛教继承的大佛。他是印度的未来佛，在中国成了弥勒佛，也就是笑面佛。他大腹便便，下巴宽厚，脸上总是带着欢快的笑容，今天几乎每座佛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弥勒佛的相貌和他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很可能来自禅宗，尽管他通常被人解释为有法力的布袋和尚——一个身份不明、行为古怪的人。笑面佛象征了中国人的一种愿望：吃穿不愁，同时在精神世界也能获得满足。

新儒学与佛教

许多儒家士大夫，特别是11世纪的欧阳修，对佛教教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欧阳修认为佛教的教理愚蠢、虚妄，对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有害。上溯一千多年来，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们其实一直都视佛教为祸乱之源。北宋学者石介指责佛教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他说：“天地间必然无者有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许多儒家学者指责佛教教义荒唐，谴责佛教剃发、穿戴深色的衣袍、与家庭断绝关系等行为。他们认为，佛教哲学无视古人之道，对社会道德伦理没有好的作用，且僧尼不事稼穑的寄生生活对国家财富毫无帮助。

另一些儒学思想家，如程颐和朱熹，对佛教的批判直指根本。在他们看来，佛教否定现世的实在性和真实性，会导向虚无主义。朱熹甚至主张禁止佛教、道教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他也知道这样的政策很难实现。因此他认为可以允许老子道家哲学的教育，但要接受朝廷宗教主管官员的监督管理。

禅宗法师们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观点。在金朝，道教全真派的创建者王重阳提出了三教合一的观念。他向其弟子传授道家的《道德经》、佛教的《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在实践三教合一的过程中，佛教和道教代表了个人内在信仰的修为，而儒学则代表了人外在的修为。符合儒家实践的外在修为就是其礼仪特性，特别是祭祖、婚丧之礼，这些礼仪完全没有僧道的参与，不在寺观举行，不奉佛道的礼拜仪式。

佛教认为现象即幻象，现象世界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一个幻象。而儒学家们则以理和气的概念来反对“世界为空”的佛教教义。张载解释说，创世之初气就已经存在了，其后气凝聚为物；万物皆源自气，万物也融化为气，然后再聚生为万物。根据这个观点，物质世界并非终结于无。张载认为无处不在的气对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得出结论说，世上之人皆为兄弟，不论他是生老病死，还是鳏寡孤独。因此，根据儒家的济世思想，人应当推己及人，乃至万物，每位儒者都应肩负起一定的社会担当，以提升众生福祉为己任。这就与佛教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佛教主张以出家的方式摆脱尘世的烦扰。张载一方面攻击佛教，但另一方面，他也从佛学理论以及佛教的博爱观中吸取了许多东西。

尽管宋儒对佛教有诸多异议，但他们又都生活在一个充斥佛教文化的社会中：佛理、佛庙、佛塔和僧尼，无一不是贴上佛教标签的事物。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无法装作视而不见，因而只能寻求共存之道。他们将佛教中的一些概念吸收进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中，包括众生平等、怜悯、慈悲以及现实和现象的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给予儒学一个崭新且更具人情味的外表。

辽、金的佛教

辽的统治者很了解他们的汉地邻国，也通晓汉人的文化。从很早开始，契丹人就接受了儒学及其典籍，并把儒学当作辽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在私人生活和宗教生活中，部落的萨满教仪礼还很盛行。契丹人崇拜太阳、部落的女祖先以及祖先的灵魂，在打猎或举行其他重要活动前，他们以大量的马、牛、羊和鹅做祭品进行祭祀活动。萨满教有个重生祭仪，由皇帝亲自主持，在仪式中，皇帝象征性地获得了重生。这个仪式每12年举行一次，它重申了皇帝的统治权，也使贵族们在下一个12年内继续获得皇帝的信任。

对契丹帝国来说，佛教只是一个外来宗教，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最受欢迎的教派是净土宗、华严宗、喇嘛教和律宗。佛教经文在年轻人的教育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每逢佛陀的生日，信徒们都要举行庆贺仪式。此外，辽国还在各处广建佛坛，一些契丹贵族还以佛教典籍中出现的人名作为自己的名字。

942年，辽国皇帝供养了5万名和尚，到1078年供养的僧尼就达到了36万人，占辽国总人口的5%。领受度牒的僧尼人数增幅是如此之大，一度每天有高达3000人剃度出家，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对人数进行限制，规定未经政府允许，佛寺不得对出家者私自进行剃度并发放度牒。但是这些限制措施并没有减缓出家人数的大幅提升。出家人数之所以超常增加，原因很可能是出家者能享有赋税优惠和免除劳役的待遇。

契丹贵族女性对佛教极为支持，她们向佛寺捐赠了大量的田产和金钱，后者从中大获其利。在辽国，寺庙是如此富有，以至于有些佛寺能用纯银来打造佛像。辽国皇帝也十分尊崇佛教。辽兴宗独出心裁，誓言要坚守佛教五戒；其继任者辽道宗还参与了佛教教义的讨论，并下令储君要抄写佛经。他还主持出版了一套辽国版的汉文《大藏经》。

在今北京西南的房山云居寺，辽国持续在山崖石洞间凿刻《大藏经》经文的浩大工程，所刻的经文有数千块。出使过辽国的宋朝官员曾批评说，辽国到处都是佛寺，和尚有恃无恐，普通百姓却被过高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

辽代的建筑师和工匠们充分利用了木质架构的建筑特性，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远远超过了宋。今天在曾经是辽国的土地上，还有大约12座精美绝伦的木质佛教建筑保存完好。这些建筑中设计比较奇巧的是位于今河北省正定的隆兴寺转轮藏阁。该阁是藏经阁建筑中独一无二的类型，整座建筑以中心为轴，呈现一个八角形结构。大同华严寺中的薄迦教藏殿也是一座设计精巧的藏书建筑，殿内四壁排列着有多层栏杆的藏经阁，中间被一座曲型拱桥分为相互连接的两部分，它的上部是佛龛，下部藏有5079部经书。

今北京以东、天津以北的蓟县独乐寺中的观音阁建于984年。它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立基于打磨光滑的石头上。一座高达16米的彩色泥塑观音像占据着殿中央的位置。据知最早时，这座观音像上面是个下沉式的天花顶，至今仍能看出它当年的精美样式。这座观音阁躲过了28次地震，包括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南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也是一座著名的辽代建筑。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质塔，塔高67.31米，也是现存最高的木质建筑。塔建于1056年，其中九层是木质结构。

女真人很早就从高丽人那里知道了佛教。建立金朝之后，金人延续了辽代对佛寺和和尚的资助。许多皇家女性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们向佛寺捐赠土地、银两和纺织品。官府也向僧尼颁发度牒，数量有时候会达到一次颁发数千人。当国库缺钱时，国家就会大量出售度牒，以增加收入。1160年至1190年，在白云宗、白莲宗、密教大日宗、头陀信仰中出现了异端教义，这些教派领导的救世叛乱经常矛头直指金朝的统治。他们的叛乱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加速了金朝的衰亡。

转型中的儒学和佛教

从晚唐到宋，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和转型，受此影响，儒学和佛教都在积极应对，并且相互影响，相互竞争。

佛教发展很快，它宣扬个人的救赎，接受其学说的人日渐增多。但他们已不再像唐代佛教那样强调经文及其注释，或者专注于宏大佛教建筑和石窟的建造。在宋代，像禅宗这样平易近人的佛教往往是通过所谓的公案案例来帮助人们领悟佛理，这些公案被记录在诸如1125年编的《碧岩录》这样的集子中。禅宗的《语录》包括讲演和对话，也都是以半白话的散文体记载的，在当时非常流行。佛教也日益成为宋朝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

但是，当宋朝的皇帝们逐步采行儒家学说时，儒学在与其他宗教的竞争中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当面对影响日益强大的佛教时，儒家士大夫们必须要在学理上进行应对，尤其是对儒家的伦理制度进行研究，以便把儒学和佛教区分开来，削弱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这种思想探讨覆盖了所有的学术领域，范围上从哲理的阐释，下至乐善好施的行为。儒学的这些回应方式，反过来也使佛教的思想和经验更加条理化，增加了它的思辨性，丰富了它的教义。宋代佛教因此也变得更加成熟，成为新儒学的有力竞争者。

尽管佛教对个人进行救赎的许诺，对每一个个体而言极具吸引力，信从者日众。但儒学作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对整体的王朝、国家和社会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新儒学思想家所努力的并不是创立一种既脱离传统，又消解个人社会责任感的独立哲学或个体救赎式的教义，他们之所以探究，是为这个急剧转型的世界提供一个迫切需要，并且切实可行的答案。

虽然道德限制让宋代儒学家们的想象力和灵活性受到了限制，但通过他们直接和清晰的理性阐释，儒学还是回复到日常事物和私人生活中。它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面对着剧烈的社会动荡和转型，宋代的儒家哲学建构了一个强大的伦理道德架构，支撑着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继续前行。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