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6章《教育与科举考试》之一

第6章教育与科举考试 之一

就思想和学术成就而言，11世纪时的宋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鼓舞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的成就是由一个精英团体所缔造的，他们被称为“士”或“士大夫”。正是他们，定义了这个时代在历史上的意义。

当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持权力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取代他们的不再是特权与生俱来的世袭贵族，而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他们是一个身份集团，而不再是世袭集团。他们的家族以教育和科举为基础形成了官僚世家，并通过自身的努力保持他们的持久影响力。

如何定义宋代的“士大夫精英”？在老式的贵族政治瓦解后，这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他们都拥有通向财富、权力、声望和特权的门径。但在宋代这样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中，能识文断字乃至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一个人拥有社会地位的重要前提。如果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文官”，是很难把握住宋代士大夫的地位特征以及影响力的。宋代统治者与高级官僚们关系极为紧密，宋神宗时期的参知政事张方平在奏折中把这一点说得很明显，他说：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老资格的政治家文彦博更是一针见血，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些话不仅反映了帝国当局的一种新见解，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自尊和自信。

从宋朝开始，直到20世纪初帝制结束，对出身于书香门第且具有一定田产的男性来说，在官场上获得晋升是其唯一的选择。对个人来说，科举就是这样一扇通向升官发财的大门；而对朝廷来说，科举制度也是为官僚机构吸纳人才的路径。989年的一则法令规定：科举乃为士大夫所设，也就是说，它为“士”这个阶层所独享。

7世纪时唐朝的皇帝首先提升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抑制军事贵族的权力。进士是当时的最高学位，然而7世纪上半叶，即唐高祖时期，宰相中进士出身的只有7%；7世纪下半叶，即武则天在位时期，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0%。然而同时代90%的官员还是通过察举制，而非科举考试获得官位。

在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每年有数十万人，远高于唐朝的数以千计。一级考试是州试，由地方官在初秋主持进行。通过者将获得在地方州县学和私塾担任教师的资格，还可以担任谷仓、庙宇的管理者，或者地方官的僚佐。12世纪中期，每年约有10万人参加州试；而13世纪中期，每年应试的人数已经达到惊人的40万，甚至更多。首次参加州试的应试者，不仅要提交县衙的担保证明，还要确保本人在官学或私塾里学满至少300天。如果是以前的落榜者，他还必须在官学或私塾额外再学100天才可报考。

除了备考期较长、州试比较严格外，通过者的数额也有严格的限制。1009年，宋真宗对通过考试的名额进行了限定。他很欣赏这种选拔精英的方式，因此他要确保最优秀的应试者取得功名。1106年，8万名考生中只有3%的人通过了州试。1090年福州的州试，3000人应考，最终40人通过，这意味着每75个应考者中只有一人获得功名。13世纪时，对录取名额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只有1%或者更少的人最终通过考试。北宋末年，每年通过州试的人数仅约1.5万人，录取比例只有0.015%，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精英。

大多数州试的中举者以其功名和人际关系，可以谋得教师或官吏的职位。但那些怀有凌云之志的人，会继续参加更高一级的省试，以获取进士的功名。按规定，省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于晚春之际在京城举行。但是工匠、商人、店员、僧侣和道士以及有犯罪记录者被禁止参加。参试者的年龄从18岁到65岁不等，一般应试的年龄是30岁左右。之前应试失败的人也可以再次参加考试，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遭到舆论批评，且有充足的金钱支持他们的应考即可。

考虑到应试者可能不止一次地参加考试，那么投入到其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十分惊人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依靠家庭或其他资助者提供的金钱，来应付这几个月中去往京城的旅费，以及在京城食宿的费用。家庭大多是心甘情愿支付这些费用的，因为一旦家庭中出现一位高官，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除了金钱的支持外，每个应试者还需要在官僚集团中寻觅一个人充当担保人——一个可为应试者的清白正直做担保的人，这是一种把两个人，或两个家庭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一起的互信行为。

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场考试被称作殿试。殿试使皇帝对未来潜在的高级官员有了直接的个人印象。同时，对这些未来的宰辅们来说，殿试从一开始便加强了他们与皇帝之间的互相信任。

北宋时期，每次省试约有5000到10000名考生参加，其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通过考试。如1002年，只有1.5%的应试者被赐予进士功名。这个比例后来逐渐上升，到南宋时期，平均比例达到6.5%左右。

根据地方志记载，整个宋朝的进士总人数是28933人——北宋约占三分之一，南宋约占三分之二。但其他权威的资料显示，在960年至1223年之间约有4万名进士，有些估计的数字甚至更高。获得进士功名并出任官职的官员数量，从11世纪初的每年5000人发展到13世纪初的每年1万人。但是，这些进士出身的高素质官员仅占了当时官员职位总数的小部分。1046年，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一，即18700个官职中，只有7085人。这种比例失调在南宋时变得越来越严重。1213年，38870个官职只有8260位进士。在北宋徽宗时期，官僚机构空前膨胀，官职超过了5万个，南宋时的状况更加糟糕，甚至在领土已经丢失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也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

南宋的许多官员是通过所谓的恩荫制，“走后门”进入了官场。这种特权制度早在963年就设立了，它允许高品级官员举荐自己的子侄和孙子担任官职。但是1009年后，官位的数量已经难以满足举荐的人数。于是，被提名举荐候选人也必须进入国子监学习，完成规定的课业后，还要去参加科考，朝廷规定他们中只有50%可以通过考试，但由此产生的官位还是远远超过了国家的需要。即便如此，南宋的精英们还是十分重视这些官职，因为以荫庇特权获得功名能够让许多世家旧族恢复昔日的荣光。直到1912年中国帝制结束前，进士功名获得者的精英地位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宋代的科举制度给那些聪明而又有上进心但祖上没有当过官的应试者提供了进入官场的机会。北宋时，科举功名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数的30-40%，而唐朝的这个比例只有15%。但从根本上来讲，科举制度的主要目的并非帮助寒门子弟向上流动，与其说科举制度是社会工程中的一个精英工具，不如说它其实是被设计出来，以确保社会上层垄断地位的一个制度。

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柯睿格(E.A.Kracke Jr.)研究了1148年和1256年的两份进士题名录，他发现其中有57%的人祖上三代未曾做过官。但随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汉学家、终身教授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等学者又重新研究了柯睿格的数据。他们扩大了家族的范围，将叔伯、叔伯祖父等在内的因素都考虑了进去，他们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宋代功名获得者在官场中都有亲属或亲戚。那些家中没有士大夫的富裕家庭——例如商人——则是通过将女儿嫁给有士大夫的家庭而爬上了社会阶梯的上层。

一个士子可能出身于乡镇中，生活贫苦，但一旦科举高中，他就成了当地最优秀、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势的人。欧阳修描述了11世纪时一个中举的士子返乡时的情景。这位士子未曾中举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而他高中后荣归故里时，则是“高车驷马，旗旄máo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那些曾经欺侮过士子的“庸夫愚妇者”，此刻都是“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侮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欧阳修感慨道：“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也。”

教育制度

中国富裕家庭的女性往往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她们不能应试科举，也不能出任帝国的官职。因而，在那些丈夫出外做官的家庭里，女性就成了推动教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她们通常会充当幼子们的早期导师。当孩子稍大时，有财力的大家庭就会雇用家庭教师指导孩子学习，或是将儿子送到私塾和家学中学习。有一些家学发展成了专门的学校，能提供诸如算学和律法等吸引人的课程。其他学生则到地方的官学继续他们的学业，这些官学通常是设在孔庙里。父母亲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她们的儿子通过州试，甚至省试，走上仕途，为整个家庭带来荣耀和财富。

1009年后，由政府划定地块修建地方官学的势头迅速发展起来。在11世纪40到70年代间的新政时期，国家兴建了大量州学和县学。改革家范仲淹和同僚们修建了16所学校，欧阳修捐款150万钱给他的家乡，在当地修建了一所学校，韩琦也以类似的方式资助教育。1071年又兴起了第二波由改革派倡导的划地建州学的浪潮，这使教育机构得到了有效的、基本的财政支持，出身贫寒的孩子和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都能进入这种地方官学学习。

政府于1044年下令各州县都要建学校，1102年宋徽宗又再次重申了这个命令。此外，官办的武学于1043年首次建立，律学于1073年建立，这两类学校的兴建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特定职业的人才储备。但大多数有地位的家庭，并不喜欢他们的子弟进入行伍之列。在上层阶级的眼中，运用蛮力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行为。年轻人被教导行为举止都要有礼且文雅。

国子监，一般称为“太学”，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4年。960年，宋太祖重开国子监学舍，招收学生70人，大多数来自低品级官员家庭和一般的平民诗礼之家。随着申请进入太学的人越来越多，1043年朝廷开设了声名稍次的四门学。在这里，学生享有津贴和食宿补助，他们要在此学习500天，享有免考州试的特权，直接进入省试。新政改革失败后，国子监没收了四门学的土地，减少了它的预算。尽管历经磨难，四门学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1068年，它招收了900名学生。

太学一直在为学舍和宿舍的短缺而斗争。11世纪70年代，在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下，太学根据学生的能力，将他们分入三类不同的学舍。新生住在外舍，之后根据能力可升至内舍，最后升至上舍。

1102年，蔡京试图采取革新性的措施，即太学的优等生不必通过科考即可直接被任命为文官。他草率地认为可以通过改革学校制度，全盘替代科举考试。这项新举措遭到了朝廷官员的强烈反对而最终失败。尽管如此，著名建筑师、《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还是受命为太学设计并建造了新的讲堂和宿舍。1104年，太学招收了3800名学生，其中一些来自贫寒家庭，学费为2000钱，相当于一位底层农民4个月的收入，或一位低级官员月薪的15%。北宋灭亡之后，太学于1142年重开，在南宋都城杭州继续着它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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