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6章 《教育与科举考试》之二

第6章 《教育与科举考试》 之二

进士考试

省试的整个过程都展现了高度的敏感性。为了确保考试和阅卷时的公平，朝廷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将考卷上的姓名密封覆盖住；雇人将考生考卷誊录一份，再交给考官阅卷，以免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考生入场前还要搜身，检查是否有夹带。在考场内，考生被念到姓名后，到指定的垫子上坐好；而主考官在帘子后面就座，避免考生看到主考官；考场中有兵勇监督，考生不许交头接耳，也不能食用从外面买来的食物和饮料。如果渴了，他们只能饮用专供研墨的水。蜡烛也被禁用，即使考场变暗也不能使用。

考试的录取要求在整个王朝的不同阶段很不一样，一般都会依据主考官的政治偏好而定。以1044年为例，考试由策、论、诗赋三部分组成。《四书》和《五经》是所有政治和历史课程的基础，允许考生在对经典进行论述时展示他们的说服力和思想闪光点。考试检测了对选自《春秋》《礼记》中十个问题的书面表达能力，以及对《论语》《孟子》中长段语句的记忆能力。1071年的考试中，考生被要求回答五个从《五经》中选取出的问题，写一篇论和三篇策论，要求引经据典，以古论今，行文须华丽，但忌空泛。

1043年，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范仲淹和韩琦对科举考试中过分强调诗赋和背诵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国家危难之时，应该更注重对经世之才的考察。“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固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

皇帝亲自主持的最终考试即为“殿试”。这个考试只有很小比例的考生能够上榜，这意味着无上的荣耀。尤其是其中的第一等级，也称为“一甲”。这一等级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将获得优先资格，担任最好的官职。

北宋早期的改革者对担任未来官职者的资格有很明确的规定：他应当是一个道德品质可靠、文化素质过硬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通才。他们并不希望应试者对新奇之物的论述，或极力炫耀其对艰深晦涩之物的理解。欧阳修在1057年主持科考时，反对过分标新立异、夸夸其谈，要求言之有物。于是，占据中国文坛数百年之久的骈文，被不大讲求韵律的古体散文所取代。古体散文被认为更适合于表述道德和哲学思想，考生苏轼所写的考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代表了这种新文体的兴盛已经影响到科举考试。之后，他被考官列为第二名。

古文运动

由于北宋众所周知的财政危机，11世纪时的宋代官员强烈要求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与此同时，儒学的复兴也推动了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上述这些变革为在科举考试中推行古体散文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代的士大夫不但非常重视写作的艺术，关注高度理想化的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关注如何将这些转化为对现实生活的改变。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以适应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挑战。

对苏轼等士大夫来说，从汉到唐八代的文学正在走向没落。他们开始怀疑，支配此前文学历史多年的骈体文，是否适用于解答那些迫切需要解答的现实问题。但是，不讲究韵律和对仗的古文之所以能在此时兴盛起来，还不是因为这种文体的实用性，而是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信息：即儒学精神的复兴。士大夫们通过有意模仿古文，来重拾古典文学的精神内涵，力争达到理论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古文运动实际上在200年前的晚唐就已经开始了。8世纪后期，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古文特别适合用语言表达儒家对世界的理解和其间的关系。而不加虚饰，不讲究韵律和对仗的文体也更适于用来教导百姓，治理帝国。韩愈是晚唐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他看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必须直接且清晰。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

韩愈曾担任过太子右庶子，他笃信教育的力量。他在著名的《师说》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韩愈、欧阳修和苏轼被认为是“唐宋八大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欧阳修在1057年主持进士科考试时宣称，文章内容要优于其文体。这个大胆的宣告鼓舞了更多士人去掌握这种文体。由此，欧阳修成功地把古文提升为士人追求历史意识的典范，这也使他在古文运动中具有了标志性的地位。

欧阳修以承继韩愈之学自居，大力提倡“复古”的理想主义观念。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在朝廷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还以其直言不讳和大胆上书劝谏声名远扬。苏轼曾在文中称赞他的这位老师是当代韩愈，他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

宋初还有一位江南名士胡瑗值得一提，他经常被视为11世纪儒学精神复兴的代表人物。胡瑗把韩愈倡导的文学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理论，综合为儒家之道。他提出：道是由体、文、用三者所构成，“体”存在于君臣、父子关系之中，也存在于仁义礼乐的价值之中，这些都是历世不变的；“文”则体现在《诗》、《书》、正史和周代的哲学著作中；而“用”即“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

尽管后世的文人们并没能严格坚守住韩愈的标准，但倡导古文的运动还是贯穿了宋代之后的各个王朝。1695年，专供读书人使用的《古文观止》出版，该书包括了220篇古文。作为最著名的古文启蒙读本，这本书直至今天仍然广为流传。

仕途、俸禄和特权

宋代的官员品级，从最低的小吏一直到最高的宰执。理论上，这些职位和品级是根据他们的科考成绩、性格和品行等因素来确定，但实际上一位官员的职业生涯还是深受家庭背景和皇帝偏好的影响。

品级的划分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唐代又把九品细分为十八级，而宋朝继承了这种做法。宋太祖设计了一个新的官阶划分制度，称为“寄禄官”。这套官阶系统基本上包括两种官僚头衔：第一种是有名无实的虚衔官职，诸如大夫和郎官，他们只享受相应的礼仪待遇，很少负担实际工作。第二种官职负有实际的行政职能，如长官的辅官，称为“差遣官”，他们负担相应的职责，有要执行的实际任务。在11世纪80年代的改革期间，朝廷就寄禄官制进行了改革，新设了数百个阶官。他们被授予实际权力，执行差遣职责，于是差遣官的实际地位得到了明显提升。

这两类官衔品级制度不仅混乱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一方面，有头顶官衔而无实际职责的人存在；另一方面，资望较浅的官员却肩负着各级各类政府和部门的重任。实际上，通过恩荫制进入仕途的官员所拥有的虚职官衔要比其他实职官员高一到两个等级。因此，这些官场新人甚至比那些科举出身者多出几年的职业优势，在俸禄、福利和特权上也比他们要优厚。

官员们都拥有各种优厚待遇——不仅有每月的现钱俸禄，还能从官府拿到各种福利，如谷物、丝绢、燃料、酒、盐、文具和其他物品。宋代初年，官员的现钱补贴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述实物方式发放。11世纪80年代之后，官员们得到的补贴都改为现钱支付。

尽管低级官员的俸禄不足以维持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即便如此，官员们也并不缺钱，因为一旦他们缺钱，受贿是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极轻松的方法。在整个宋朝统治期间，政府给其官员支付了最高的俸禄，但各级官僚中还是存在着腐败，因此不时会出现呼吁改革的声音。

官员俸禄的结构极其复杂，政府需要很多记账人员记录各级官僚的收据和花销，控制支出。在北宋，官员补贴的多少是与其虚职官衔挂钩的，但在南宋，官员从差遣实职中拿到的补贴远远多于虚职的俸禄。收入来源的这种变化极大刺激了年轻一代官员，而朝廷也希望以此鼓励他们把差遣当作自己的实际责任。这种改变自然也减轻了朝廷在虚衔冗官方面的负担。

宋代官员间的俸禄差异小得令人吃惊。最高级的一品官员暂且不论，二品官每月的俸禄总计仅是最低级官员月入的8.5倍。这可能也解释了这个制度为什么运行了这么长时间。

出身于精英家庭且级别较高的官员经常被派任到具有重要经济、政治意义的州县，尤其是城镇规模较大的州县。在这种地方任职的官员，其收入可以翻番。赵汝适在1231年去世之前的几年，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衔，他每月的俸禄为3.5万钱，每年的冬春可以分到13匹丝绢，春季可以分到1匹纱，冬季可以分到30两丝绵。

但宋代官僚系统中收入最高的是位居宰执的三位大臣，他们作为宰相参与政事讨论和决策。其补贴构成为：一个月40万钱的俸禄；此外还有春季3匹用于制作大衣的纱，30匹小锦缎，40匹丝绢；冬季30匹制作服饰的小锦缎，200两丝绵。

大多数的史料给人的印象是，11世纪80年代确定的俸禄在其后一直都没有提高过。因此，这些俸禄在宋末的购买力大大下降。即使如此，官员们的生活还是比普通百姓要好得多。并且他们还享有多种特权。例如，他们分得的土地可以享受部分免税待遇，他们的家庭成员不必承担劳役。万一卷入诉讼，七品以上官员可免受拷打逼供，五品以上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孙子女在同样情形下也能享受一样的待遇。

另一项专为官员保留的特权是享有54天的假期，按每三天、每五天或每七天，分成多个连续的休假时间段。官员通常在每年的节日，如冬至、元旦、生日，或皇帝的忌日休假。官员每三年可以回家探亲两到四周，其他允许官员离职回家的重要事项是儿子的冠礼和子女的婚礼。官员的父母去世时，他可以离职回家守孝三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只能以读书、弹琴、填词写诗、作画和练习书法来消磨时光。当然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守满三年。

对任何一个教育制度的最终检测，一是看它能否做好准备和调整，以应对变动的社会需求，二是看它在平常乃至艰难的环境下能否有效地实现教育目标，三是要看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如何进行创新。考虑到宋朝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和平的岁月，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宋朝的教育、科考和文官选任制度，成功完成了上述目标。宋代的士大夫们运用这套体系为后代的官僚制度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并使这个制度延续了一千余年。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