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展鹏：如歌高考

如歌高考
作者：姜展鹏

作者简介：姜展鹏，杭州大学体育系77级。毕业后分配到浙江大学任教，1985年考入浙江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任教。曾担任浙江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


别人的高考故事都有从头到尾、跌宕起伏的情节，我的高考故事很有意思，没有起点，都是拐点，只有瞬间意外，没有顺理成章，是由许多的偶然、巧合、奇迹的碎片拼加起来的。看似没有道理，跟着感觉走，迎着快乐行，一场心路的跋涉。与其说是路，其实就是一片原野。
我中学时期体育课经常偷懒，甚至装病请假。我中学的许多同学都是少体校的核心运动员。他们身穿当时非常时尚的标志性的玫瑰红运动服，足蹬小白运动球鞋，很令我羡慕，但我只能望之兴叹，因为自己天生不是搞体育的料。中学毕业我拿到了留城卡，等待街道分配招工指标，偶然经熟人介绍成了杭十二中的体育代课老师。那年我19岁，学生则是15到18岁。在自己都不懂教育的情况下，我竟敢为人师了；在自己体育技术技能基本不会的情况下，我竟充当教练了，现在回想起来也有点好笑。虽然体育技能方面薄弱，但勤能补拙。为了进入角色，我跟着中学体育运动队训练，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代课教师在中学的地位是很低的，按现在的层次就类似临时工，尽管我是教师，但其他部门若有重苦差事都会来抓“壮丁”：食堂的大米运到了叫你去搬运；学校物资采购要你拉板车去运；学校揪出的造反派“三种人”隔离审查，让你充当看守监管值夜班……在周围老师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同情、怜悯，在任课班级的同学和家长脸上体会到了信任危机，改变命运是我当时内心的第一诉求。
我第一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虽激动不已却又觉得这种天大的好事离我太遥远。自己没有体育训练的背景，没进过少体校，运动成绩与体工队少体校的专业选手差距太大，同台竞争相差几个级别，考体育系对我来说好比天方夜谭，谈何容易？但要改变命运只有拼搏，没有退路，我最后还是决定考体育系。我体育的基础薄弱，但中学的数理化和语文史地基础尚可，我期望能通过文化课来补救体育的短板。
1977年的高考分了两个阶段，文化课分初试和复试，体育素质加试也分为初试和复试。体育初试在10月下旬，地点在杭一中（现在的杭高）。考试时，我精神高度紧张，两腿不由自主地发抖。进入赛场环顾四周，参加考试的大部分都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员标志性的“玫瑰红”让我心里一阵阵发怵。他们的装备如此专业精良，还有白色的尼龙底羊皮跑鞋。我当时第一次见识了洋货助跑器，再看我自己，脚穿一双军用解放球鞋，身着一件圆领老头汗衫，标准的“土八路”。但比赛开始时我已全身心处于竞技状态，不管行不行，反正人生在此一搏！耳也聋了，眼也直了，旁人跟我说话根本听不见，眼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百米终点那面旗帜。其实也没有什么旗帜，是我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同台PK的选手都是机械卧式助跑，只有我站立起跑，我感到腿在抖，心在跳，血在沸腾。枪响的瞬间，我像脱兔一般向着那面心中的旗帜一路狂奔，开始是旁若无人，后来是旁已无人，第一个冲过终点，我成功了！公布成绩时我被吓了一跳，11.9秒，我的第一反应是计时器可能错了。别人也不相信，因为我平时的最好成绩也就13秒左右，有点离奇，依稀觉得冥冥之中天助我也，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在支撑我。
国家正式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全国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考试，虽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虽然我在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有过一阵犹豫，但实际上已经开始默默地为参加高考做准备。我利用当代课老师的便利去高中的班级听课，大量做课堂考试的卷子，有问题请教相关老师。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后，我又从头到尾系统地梳理了知识点，把握重点、难点、疑点，反正复习得滚瓜烂熟。文化课考试自我感觉还不错，只记得数学最后有三道题死活做不出。语文的作文题目是《路》，围绕当时的时代旋律——科技的春天，以及关键词——人才和知识，结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诗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描写青年不畏艰难曲折勇攀科技高峰的理想、信念、使命和豪情壮志。我估计这篇作文虽然不能拿高分，但也基本符合要求。

经过高考的选拔和严格的政审，我幸运地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生逢其时，躬逢其盛。正是由于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跨入大学的殿堂，描绘精彩的人生，并从一个临时工成长为浙江大学的教授。拿到入学通知书那一刻，一种自豪感、喜悦感和艰苦拼搏后的快乐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同时产生的，还有对大学学习生活的好奇感、期待感，当然还有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1977年恢复高考的这一段经历在记忆中刻骨铭心，当时充溢着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拼搏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接受祖国挑选。当时那种情景、情怀、氛围今天是很难体会到的，而我走笔至此，心中仍然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