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爱「告状」也算是霸凌吗？

作者＼光合人文教育工作室

旅行课孩子们发明了一个游戏，规则大致上就是「一二三做什么」，由一个人决定喊完一二三之后要做什么，其他人跟着一起做。孩子们在路边玩得非常开心停不下来，我不敢让孩子们在这种兴奋的情况下过马路，讲了几次没用之后，决定加入这个游戏来让他们平安过马路。

我看准了绿灯又无车，大喊「一二三过马路」，果然所有孩子都迅速无比地过了马路。接下来我就一直用这招来过马路，都平安顺利，直到快到合作社的一个路口，阿米跑着就跌倒了，阿果跟在后面也绊了一跤。

阿果小摔，阿米大摔，我抱着阿米过了马路，帮他察看伤势。还在安抚著阿米的心情，几个孩子就跑来告状：「阿果笑阿米跌倒！」

「当时大家在玩，过马路时大家都在笑，并不是只有阿果在笑啊。」我说出我看见的事情。

「可是他还学阿米跌倒！」几个孩子指证历历。

我转头看阿果，他躲进阿虎的怀里，眼框泛著泪。

「阿果是真的跌倒吧。」虽然我是这样说，但我也觉得如果阿果觉得阿米是故意跌倒的，那他也有可能是在模仿阿米。不过，虽然两者都是模仿，但在跌倒的意义上来说，我可以确定阿果必然没有打算透过模仿来嘲笑阿米跌倒。

「可是我觉得阿果就是在笑阿米跌倒啊！」孩子们仍然相信自己所理解的。

我反问他们：「你们觉得阿果是这种人吗？你们曾经见过阿果嘲笑过别人跌倒吗？」

这么一问，有的孩子就散去了，有的孩子仔细想来，坦率地说：「我没有见过。」

我过去不曾细想过，为何台湾人总是擅长事后说嘴或是偷偷录影放上网路，却不常会在事发的当时提出来跟当事人沟通。今天突然发现，这不就是教育场域的告状机制吗？孩子们遭遇一件不义之事，所会的唯一方法就是找拳头大的人出来「判定」。

而大多数告状的诉求并不是沟通、理解或协商，而是要由一个不在场的有权者根据「口白」或「线索」来让「被告」付出代价。为了得到有权者的认可或赞同，原告或被告都得要忘记自己或事件本来的样貌，动用各种能力来修改记忆、填补口白、捏造证据，以得到胜诉或避免责罚。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小小的阿果当时究竟在想什么了，因为如果他想要被当成一个够好的人，无论当时有没有在学阿米跌倒，都不能承认了。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错过了哪些让孩子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