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是否带剑而入呢？

假的！唐雎是否带剑而入呢？根据当时的法律，使臣上殿禁止携带武器，因此还演绎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荆轲刺秦王把匕首藏在地图当中，专诸刺王僚更是巧妙，把匕首藏在鱼肚子里。唐雎长长的剑自是匿之不住。难道是秦王狂傲到了极点，任由使者携剑以示气度？这种侥幸之说恐怕难以站住脚。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25—公元前221年间，秦王早已有过前车之鉴：蔺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史记·刺客列传》）。虽然说堂堂秦王，蛮横骄纵，但绝对不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断不会有如此举动。
　　那唐雎“挺剑而起”时该不会是使秦王之剑吧？秦法虽然规定“群臣、使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但秦王本人不在此列。秦王倒是有剑的，可诸位不要忘了，唐雎前来乃是“秦王不悦”之后，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亡国危机的。秦王会把一区区小国使者放在眼里吗？即便接见，也只能殿下侍候。因而，唐雎根本没有接近秦王之机会，拔出秦王之剑无异于痴人说梦。
　　既然如此，唐雎的剑到底从何而来呢？
　　该文出自《战国策》，我们先来看一看《战国策》吧。它是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古书，主要记录战国时代以纵横家为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外交辞令和政治主张，同时也有一些历史事实。其中历史记载有的是民间传说，有的引寓言故事。评论家吴小如在《古文精读举隅》中谈到，《战国策》并非全部实录。蔡守湘于《先秦文学史》中所持也是“记言记事具有艺术虚构”之论。马积高、黄钧在其《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则明示，《战国策》是史家之笔兼策士之辞，“为了耸人听闻，游士的言词有夸张渲染和虚构的特点”。《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课文节选于此）是一篇游士说客的文字，唐雎也作唐且。秦王称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则称布衣之怒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秦王只好“长跪而谢”。《战国策》就是用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敷张扬厉的语言，来突出唐且作为布衣之士的英雄气概——这类夸张和近乎虚构的笔墨，使文章自身失去了信史的作用，增加了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
　　朱东润先生认为：唐雎胁迫秦王之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史料记录（《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历史上的安陵国是一个方圆五十里的附庸小国，正史对它的灭亡几乎没有记载。《资治通鉴·秦记二》则说，“二十二年，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安陵国能够暂存与唐雎似乎没什么关系。《战国策·魏策四》之《秦魏为与国》记曰：“齐、楚约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余，谓魏王曰：‘劳臣请出西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而同样节选自《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的《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唐且不但年轻了，还神功盖世，能够与年富力强的秦王相抗衡，把秦王吓得跪地求饶。两者前后矛盾，必有一记载有虚构成分。而《史记》中干脆没有唐且这个人。正如古文学家游国恩所说，“《战国策》最长于说事，但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唐雎劫秦王极有可能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夸张，也可能是子虚乌有。
　　如此说来，故事似乎没有流传下来的理由。黄岳洲、茅宗祥在《中华文学鉴赏宝库》中告诉我们，文章内容未必尽合历史事实，但所表达的思想有积极意义。作为小国之臣，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折服秦王，不辱使命，唐雎堪称一个临危不惧、机智果敢的伏虎英雄。他从“道义”上暗刺了秦王的不义，是一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这种无畏品格为时人和后人所赞赏。同时，唐雎的“不易”显示了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守”住的是正义，是尊严。秦人企图用欺骗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料却为他人所屈，又平衡了许多亡国者和将亡者的心。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倒是次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