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里·比格·锡兰：在痛苦孤独和不自信中创作的土耳其人

“我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我的电影是什么样子。”当努里·比格·锡兰跨越亚洲，来到海南岛电影节时，他坐在大师嘉年华首场主题论坛的椅子上，面对电影人关于他风格的探讨，露出了一点疑惑。

“导演需要以某种独特的感知方式来体察世界。对于电影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对导演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可能在当前的电影中，你没有看到你想要去描述的重要事物。这促使你去跨入这个行业，我觉得这是我做电影的动力源泉。”

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青年人

努里·比格·锡兰最早在2000年，以第二部作品《五月碧云天》首次入围柏林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后来在2003年，他执导的《远方》在戛纳电影节上囊括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由此锡兰在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成为戛纳的热门新锐导演。2009年锡兰担任第62届戛纳电影节评委。2014年，他凭借《冬眠》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这位土耳其导演的童年在爱琴海北部的恰纳卡莱省耶尼杰乡村度过。1976年，他从高中毕业后开始在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学习化学工程。然而，他这一段大学生涯被时局的动荡所打断，抵制，冲突和政治两极化令他的大学生活无法继续。后来他在博斯普鲁斯选修了电气工程专业。1985年毕业后，锡兰经历了一些旅行，后来返回土耳其，在安卡拉马马克军队中服役的18个月里，他确定自己要以电影为生。随后，锡兰在伊斯坦布尔的米玛希南大学学习了两年的电影。

从1995年到2008年，他拍摄了5部长片，当他回忆起过去的时候，他称他会有一种惧怕感。缺乏自信，在这位多次提名金棕榈导演的成长路上，如影随形。

在刚开始成为导演时，锡兰说自己有自信危机：他更偏好一些他熟知的事物，这包括他的童年，他的个人经历，真实生活，还有他所熟悉的人。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锡兰早期一直在亲朋好友环绕中拍电影。在他的前三部影片《茧》《小城岁月》和《五月碧云天》中，锡兰没有接受投资，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于是《茧》这部18分钟的影片，只有两个人出境，锡兰用自己的摄像机，用一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没有声音的短片，并于1995年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最佳短片提名。

在《茧》获得成功之后，锡兰决定制作一部有声音的电影，于是他的剧组人数也翻了个倍：从两个人变成了五个人。对锡兰来说，他很显然享受这种旧日时光。

“第一部电影拍摄起来像是在度假，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自由，如果延长拍摄时间，电影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但只有剧组人员很少的时候才可能实现，后来我在安纳托利亚拍摄，有很多剧组人员在一起工作，所以我只尽好快拍完这部电影。剧组人员少，对大部分电影来说，都是一个优势。”

在锡兰创作的后期，他的妻子埃布鲁·锡兰走进了他的生活。翻开锡兰的影片可以发现，他们在《小城岁月》中就有过合作，当时埃布鲁担任了他的美术指导。而在后期，他们开始一起创作剧本。

锡兰分享说，他的电影制作是和生活重合的。很多时候，在写作剧本的阶段，他的妻子发言权会更大：“我们经常会争吵，有时候很困难。她经常会坚持要做到些什么，我能怎么办呢？她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人选。”

这是一种曲折的成长，一个学习电气工程的男孩，通过旅行、18个月的兵役来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题，然后他开始学习电影，在年过三十后拉来亲朋好友创作自己的电影，自己承担了几乎所有技术活儿……而在制作出三部曲式的《小城岁月》《五月碧云天》《远方》后，他收获了在电影道路上的成长，也收获了爱情。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有自信了，有勇气去走到更大的，我不太熟知的领域。电影创作现在对我来说像是一种 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从更大的背景下了解我自己，了解人类，我觉得电影是在 探索 人类的本性。”

从孤独中生发出的灵魂对白

在面对自我之时，锡兰或许谨慎又小心。但面对电影的拍摄时，他又有一种执拗的劲头。

这种执拗的劲头表现在了他的作品中。锡兰近十年间的作品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早年的家庭作坊式的创作模式被打破，他开始更多地使用专业演员，更多地接触 社会 问题。同时，从《安纳托利亚往事》开始，锡兰电影中的对白逐渐增加，较之他早年的“沉默寡言”，有些影迷一度戏称，不知是什么改变了锡兰，让一位沉默的大师变成了有趣的话痨。

对于这类疑问，锡兰坦诚，他与以前相比，更为自信，也有了更多对文学和哲学的思考。他今年的新片《野梨树》再次提名金棕榈，在海南岛电影节上也对中国观众予以展映。

在这部影片中，他试图描述土耳其的年轻人，土耳其那些在思考的年轻人会遇到的信念危机、价值取向、亲情问题，宗教信仰，文学思考，都被囊括在这部时长188分钟的电影里。对于土耳其的年轻人来说，它够长，也足够丰富。

当然，作为导演，他清楚带有文学、哲学色彩的对白，对于电影比较危险，“甚至会看起来比较愚蠢”。

但他仍然在试图做一些尝试：“以一种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让我喜欢的那种对白，在我的电影里面占据更多的位置。我现在想要去做这种尝试，但是这也并不意味从此之后我所有电影都会有很多的对白，可能有一天我也想要重回我旧时候做电影的方式。”

他认为自我测试是制作新电影的一种动力：导演需要有挑战性，克服自己的恐惧，在这种制作过程中，才有继续做电影的动力。在做一个新的电影时，需要有很大的动力，才能够鼓舞你去这么做。”

锡兰说，他最新创作的一个剧本，两三个人一起花了近10月的时间写完。第一次拍出来的版本长达五个小时，在剪辑时剪到了三个小时的时长。他戏称自己不喜欢准备时间拖得太久，一写完剧本会立刻进行拍摄，有时候选角可能只需要15天。同时，他也不喜欢做太多的排练，坐在桌边和演员过台词，是他非常不喜欢的模式。

“如果我跟这个演员过台词，我感觉不到这个台词的灵魂，我不太喜欢那种情况下的台词，我觉得拍摄现场会更能表现台词背后的内容。”

但拍摄的过程，他也并非十分享受。“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非常确定的，我不知道它对不对，拍摄的时候我永远都缺乏绝对的自信。所以我一般拍摄时间都要超过三个月，就是因为我要拍好多不同的版本，作为替代的方案。在这部电影中，我至少拍了200个小时。”

“我更喜欢拍得多一点，如果拍的少，在拍之前你会做更好的准备。但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你会紧紧遵循剧本，你会没有更多 探索 的可能性，可能你在后期剪辑中就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来。”

即兴和控制的拍摄过程，成为锡兰电影里很重要的拍摄部分。他表示自己不会做分镜头。在早期拍摄时，他由于对于自己的不自信，每一个晚上我都想去详细地规划拍摄过程。但是当下他有了更高的自信度。“我会观察演员的状态，片场的其他工作人员状态怎样，在拍摄第三、第四部的时候我才会有更高的自信度，而在之前的几部里，我自己包揽了所有工作，所有东西都想得很具体。”

结语

在跨越整个亚洲后，来到海南，坐在电影人中间，与年轻的异国导演分享故事的时候，锡兰说；“我一直都感觉痛苦，这本来就是个痛苦的过程，而拍摄和写剧本最为痛苦。有人说拍电影需要协作，但是我其实觉得在片场非常孤单，没有人懂我试图要表达的是什么、试图要 探索 的是什么。”

他对年轻导演说：只有导演才会真正在乎这个电影拍成什么样，我想，你们也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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