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祇，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这就是对苏格拉底犯有“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罪名的起诉书的内容。
为此，苏格拉底被500名陪审团，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处极刑。
本来，凭苏格拉底的智慧，他的辩护能力完全能说服陪审团中的多数成员站到自己这一边，但苏格拉底不愿向徒有其表的民主制屈服，宁愿一死也不屑于利用其认为的失去了精神内核的、被民主派利用的民主制的缺陷为自己获取背叛了灵魂的身体的自由。
在量刑表决是否判处饮鸩自尽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交付一笔赎金，可以把妻儿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或直接向陪审团低头，请求自愿流放，这样做都可以使自己免于死刑判决，如若苏格拉底这样做，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他没有这样做。
临刑前，学生、朋友们还为他安排好了越狱逃离雅典的道路，都被其断然拒绝。
苏格拉底说，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几十年来在城邦的保护下成家立业、接受教育，过着安定无忧的生活，这说明自己接受了城邦对自己的保护，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对城邦法律没有异议，既然对自己的审判是以城邦法律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自己必须接受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哪怕判决是非正义的。否则，如果自己不服从城邦法庭对自己的判决而逃亡国外，就会造成对城邦法律的否定和损害，城邦的基础就会因自己的贪生怕死而动摇。
苏格拉底继续说，即使城邦法律被恶用，一些人借用城邦法律的名义对自己实行了不正义的审判和判决，而如果自己越狱逃亡，就是以非正义对付非正义，这种“复仇”行为将违背追求正义之士的行为准则，别人作恶决不应该成为自己作恶的理由。并且，自己若越狱逃离雅典就是故意作恶、自愿堕落，较陪审团、庸众出于无知对自己的不正义更糟糕。
因此，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无怨地等待服刑是作为城邦公民应有的、必然的道德选择，符合自己的道德理想。
这就是一个智者的哲学生命和崇高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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