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也说过，大宋的元宵节，对于百姓来说，比前朝都要来得开心，因为宋代有五夜放灯的政策。但是宋代也有元宵不开心的人们，如果遇见的官员叫田登的话。
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故事，出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田登这个郡守，非常忌讳别人称呼他的名字，谁触犯了这个禁忌，他就很愤怒，很多小吏因为触犯了他的姓名禁忌而被责打，大家都寒蝉若噤，元宵节要放灯，大家只能把放灯说成放火，元宵节灯市，差吏在市集人流密集处张贴官府通告的时候，只能无奈地写上：“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从而造成了千古笑话。这个典故与田登大人，从此成为官府无理侵犯百姓权利的典型案例。
无论出于何种角度，田登们的行为都是十分霸道与恶劣的。千年的骂名没有背负错，我们在这里，还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维度，让大家去了解田登的错误，哪些纯粹是他个人的错误，哪些，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因为这个故事，涉及到宋代姓名避讳的一个重大课题。避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有文化现象，反映了宗法制社会维护等级、注重伦理的观念和“尊尊亲亲”意识。比如秦始皇叫嬴政,所以正月就改作端月，汉初吕后名雉,所以雉鸟就改名为野鸡。汉文帝叫刘恒,恒山从此改为常山,桓娥也变成嫦娥。诸如此类。
唐代五代之时，避讳虽已写入法令条文，但是实际的执行未必很严格，到宋代，这种发展趋势就固定化了，陈垣先生曾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宋时避讳之风最盛，故宋人言避讳者亦特多”。宋代避讳的范围比以往大大增加，在宋代，皇家的避讳也可称为官讳，山药是古代官避的受害者，山药入药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当时的名字是“薯蓣”。到了唐代，为了避讳唐代宗李豫的名讳 ，被迫改名为薯药。但是它没有料到，到了宋代，又为了避讳宋英宗赵曙的名讳，再次改名为“山药”，并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烦琐庞杂的官讳体系，还有大量的士大夫之间和民间的私讳。
私讳现象当中，避讳自己祖先名字的家讳，多少还有合情合理的地方。比如王安石父亲名字叫王益，所以他在《字说》中就没有益这么一个字。苏东坡因为祖父叫苏序，所以给人作序使用的都是“叙述”的叙字。
《贵耳集》中记述说，宋代陈卓的父亲名字叫居仁，居住的居，他管理宁国府的时候,一名司法参军来参见，陈卓问他去哪里，参军回答说:“在安仁县寓居。”陈卓听了马上扭头转身入内,到家庙向祖宗哭诉，说自己的属下冒犯了先祖的名讳，而且在安仁县寓居这几个字中，竟然把自己父亲名字中居与仁两个字都冒犯了。伤心得不得了。手下的参军见了，也手足无措，惶恐无比。
据《诚斋诗话》记载，绍兴年间，张叔夜之子张常先为江西常平使者，有小官在上书自序处写道：“叔夜粗疏，次山漫浪。”张常先看了大怒说：“我老爸何尝粗疏？”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宋代名臣晏殊身上，他的父亲叫做晏固，在晏殊作宰相的时候，有个籍贯固始的朝士前去拜望，晏殊无意问对方的籍贯，结果对方一说出固始两字，就立马冒犯了晏殊。其实那个朝士记得不能说出这个固字，但是由于过于紧张，反而把禁忌给说了出来，等于将油门当成刹车了。可见当时朝野之中，对于家讳具有普遍共识，作为士林领袖的国家大臣，也不隐晦触犯自己私讳后的愤怒，而作为新进的朝士，也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恪守着这种禁忌。
跟赵清臣想比，有失风度的晏殊算是宽容的了，《贵耳集》记载：赵清臣的父亲名字叫“不陋”。一次他吩咐客吏维修房屋，在问答中，客吏回答说，“这回修了再也不漏了。”结果，这冒犯了赵家的家讳，赵清臣竟然因此将客吏面上打了金印给定罪发配了。要知道，这人是你喊来维修的，问维修情况也是你自己动问的，你要是真孝顺，真避家讳，你就应该家中漏了也维修，对不对，你去跟一个干活的人使什么气，耍什么官威呢？
还有更过分的，说，有一次赵范担任襄阳知府，问一个初来的官妓从哪里来，官妓说：“因求一碗饭 方到此。”结果，这句话一连触犯了赵范自己与父亲赵方两个人的名讳，赵范勃然大怒，竟然将这个官妓立马给斩了。我的天，看来在宋代，最好别去见这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万一迫不得已去了，也须千万记得在回答自己籍贯的时候须万分小心，因为这是事故高发路段，必须小心驾驶。
我们在考察宋代家讳习俗的时候，应该看到，这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也未必完全是个人品性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普遍的风俗，在这个风俗中，人人都要努力表现出自己对触犯家讳的不可原谅，似乎只有这样，社会对你才能给与孝顺的正面评价，你越愤怒，越怒不可遏，就越孝顺。
所以，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就频频诞生了，据《宋史·徐积传》记载，徐积因为父亲叫徐石，所以竟然终身不用石器，走路遇见石头就绕开，绝不踩踏。《齐东野语》中说他过河遇到石桥也不走，而是让人背着过桥。据说还有个刘温叟因为自己父亲叫刘岳，所以竟然终身不听音乐。这些人的行为充满着表演的性质，因为社会的风俗已经到了非常畸形的地步。
宋代私讳中最过分的就是自讳其名。就是别人不能称呼他的名字。 参知政事钱良臣就像田登一样自讳其名，他的小儿子有一次读到《孟子》中有一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聪明的儿子马上改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不知道他爹爹听了之后有没有气晕过去。
《齐东野语》记载说，宣和年间，有个徐申徐干臣，跟田登一样自讳其名，他担任常州知府的时候，有个手下前来禀报公事，说“已三状申府，未施行”。意思是说，我已经接连三次向府尹您申报，但是迟迟没有得到施行。“徐申听到申报两字，怒形于色，就指责官员说，“你身为县级领导，岂不知上级领导的名讳，竟然在这里故意侮辱我！”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还记载有一则贵人自讳其名的故事：说有个宗室叫赵宗汉，最痛恨别人触犯他的名讳，所以就把“汉子”称为“兵士”，并且让宫中也如此照办，他的妻子供奉着罗汉，他的儿子在学习汉书。宫中人本来要说“夫人供养十八阿罗汉，公子学习汉书”，结果只能说成：“夫人供养十八阿罗兵士，公子学习兵士书”。东京汴梁民间都笑翻了。
《闲燕常谈》中记载了一段故事： 薛昂为了拍蔡京的马屁，在自己家中也禁止家人触犯蔡京的名讳。等于将蔡京视为自己的祖宗，在薛昂家中，谁不小心说了京字，就会遭到他的呵斥，万一自己不小心说漏了嘴，薛昂也打自己的耳光，绝不姑息。大概是希望如此过分的戏剧化表演，一定能比其他同行的行为更快地传到蔡京大人的耳朵里吧。
在京城庙堂之上，对于蔡京本尊的避讳也同样畅通无阻，据说当时宰相们集体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规矩，食堂专门有人报上菜名，然后由各位宰相自行挑选，其实当时东京有腔调的饭店也是这样招待客人的，当喊到“菜羹”这道菜的时候，因为触犯了蔡京的蔡字。所以报菜名的人就将羹菜改为“羹菜”。
但是对于上司的这种所谓的“宪讳”未必是佞臣与奸臣之间的专利，大家心目中正气浩然的正人君子范仲淹也享受过属下对他自觉的避讳，只是这种避讳不在范仲淹名字上，而在他的家乡风俗上，《鸡肋编》记载说，范仲淹是平江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在担任杭州知府的时候，因为官府上下都知道苏州人忌讳说“贼”这个字。所以夜晚治安的巡警不敢说“贼”字，当说看贼的时候，就说：“看参政乡人。”因为范仲淹担任过参知政事，所以被称为参政。天哪，贼因为苏州人的忌讳，竟然变成了参知政事大人同乡的代名词。
据《行都纪事》记载，名臣杨万里担任监司的时候，巡察到一个州郡，郡守就设宴相迎。当时宋代有一个风俗，官场应酬期间一般要派遣官妓前来助兴，当时，一个官妓歌咏《贺新郎》词来祝酒，歌词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之句，杨万里随即打断说：“万里昨日到。”郡守大为羞愧恼怒。于是将这个触犯了上官自讳，给自己添了麻烦的官妓给关押起来。
杨万里立朝刚正，为人清廉，官声甚佳，但是他也不免落入了自讳的窠臼俗套，官妓因为他的自讳而被囚禁，他也不从旁劝解一二。而是视为当然。
参政乡人是贼人，不知万里昨日到，这跟公子学习兵士书，今之爹爹古之民贼，乃至与不许点灯，只能防火，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同样都是荒谬的，而不管当事人是愚昧的宗亲，是见识短浅的郡守，还是浩然正气的名臣。
从宽泛的私讳层面看，不管是名臣晏殊，名臣张叔夜，还是声名不佳的赵清臣，赵范，还是猥琐可笑的徐积、刘温叟。他们在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下手的程度各自迥异，但是他们对于私讳的奉行与恭敬，则是一致的。由此可见，避讳已然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将所有人都裹挟进去的时代风尚。
田登只许自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固然粗鲁可笑，但是也的确折射了那个时代一种整体的荒谬与局限，因为田登再蛮横，他对触犯了自己避讳的人也只是责打一番，总比听任将人关进监狱的杨万里，将人定罪刺配的赵清臣，将人立马斩杀的赵范们，要略好一些。田登有田登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也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文本+音频：布衣豆腐
插图：唐鼎华
l李鑫哲
飞翔吧少年
布衣豆腐 回复 @l李鑫哲：
谢谢叔叔：）
l李鑫哲
太好听了
布衣豆腐 回复 @l李鑫哲：
谢谢肯定，元宵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