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里的外滩公园

在拙著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畸形的繁荣》一书中，曾经写到当时还是一片坑坑洼洼泥滩地的外滩，是如何突然受到“外夷”的重视，并从此被开发的故事。
在最初的岁月里，作为“冒险家的乐园”标牌的，是外国商人、冒险家在外滩建立起的林林总总的洋行。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只有11家，10年以后已出现120多家，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等。黄浦滩是块风水宝地，它是所有外来闯入者都想抢占的，那些后来迟来者自然就只能与这块风水宝地失之交臂了。那也无妨，那就向西发展，那里毕竟与外滩毗邻，总能占着点风习、气息。租界初期的黄浦滩南起今金陵东路，北至外白渡桥的临江大道，全长约3华里。这里原来只是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只是靠着江滩的地方留出一条羊肠小道，那是留给船夫背纤走的。上海开埠后，这里的泥泞小道开始铺上了煤屑、炉渣和卵石，渐渐地就变成了一条临江大道。
外滩公园所处位置一直是习称的北外滩起讫点。说起这样一处地方所以成为外滩公园的选址，颇富有一番“传奇”色彩。近代上海的黄浦江上，经常有沙船出没。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有利于海上航运业发展，所以早在元初，南方的粮食即通过海上漕运北方，而上海便成了必经之地。承担漕运的沙船是一种平底多帆海船。它因适宜于在沿海暗沙地带航行，故被称作沙船。沙船业后来在上海相当勃兴。
　　像我们这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在上海的人，很少对外滩公园不留下格外眷恋的情感和深刻印象的。我们上学那阵，决没有今天我们的儿女们读书时时刻伴随着的那种兵临城下、如临大敌般的紧张气氛；也不用格外承受父母们翘首期盼、望子成龙的沉重压力。而且，我们的课余生活也过得相当有滋有味。除了玩各种既不用花钱，又格外有趣（比如“斗鸡”、“滚铁圈”、“造房子”）等游戏外，还可以在星期天撒开脚丫，几个同学结伴去公园尽情地玩。其时我们的父母们或者正在厂里忙，或者正在家里忙于张罗一顿惟有在星期天才舍得享受的可口的午餐或晚餐。他们忙碌着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孩子们去外面玩会出什么事。果然，等到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桌，玩得像泥猴一样肮脏的我们这些孩子一准会准时出现在桌旁。这样的情景常常让我们的家长们惊奇不已，他们啧啧称奇道，“这些孩子怎么就那么准时！”
当时门票三分的公园有淮海公园、桂林公园、外滩公园不多的几座公园。我们那时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云南南路上，属于真正的上海闹市中心。去桂林公园太远，三分钱不贵，算上车钱就不合算了。淮海公园又太近，里面也单调了点，不够我们尽兴。而外滩公园就不同了。花三分钱除了玩公园，还可以看外滩，看外白渡桥。我们总觉得在外滩公园里看外滩和外白渡桥，和在公园外面看，感觉是不一样的，至于究竟怎么不一样，我们一时也说不清楚。
今天看来，这其中很重要一个因素，是从我们家到外滩公园这段路程我们走得很惬意。那时我们沿着延安东路径直走到外滩，然后就沿着黄浦江畔一路望江上风景，一路嬉戏着走向外滩公园。我们不但为自己不坐车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而且在这样的景致中，路程确实再远也显得短了。
据知，关于这则史实，曾有不同的争论，质疑者以为尚缺乏可信的文字资料记载，但我考诸其它相关档案，倒觉得颇可从中察知一斑，从而确信殖民主义者借助卑劣的“合法手段”，作出其骨子里歧视中国人的行为的。我说的“其它相关档案，”即指《公家花园章程》和《公园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