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在《饰邪》中说，“道法万全，智能多失。” “道”和“法”才是万全之策，而智能则往往容易失败。
韩非子讲，“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英明的君主由于让百姓用“道”来使自己端正的缘故，所以他不费力而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放弃圆规而凭技巧，放弃法制而凭智巧，是使人惑乱的办法。
昏乱的君主使民众用智巧来粉饰自己，是不懂得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令而听从私人请托，群臣在上面出卖官爵，从下面获取报酬，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威权落到了群臣手里。所以民众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极力结交上面的臣子。民众喜欢结交上面的臣子，那么财物就会流向大臣而花言巧语的人就会被录用。像这样，立有功劳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奸臣越来越得到进用而有才能的臣子被斥退，那么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该怎么办，民众聚在一起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些都是废弃法制、不看重功劳，任用虚假名誉的人、听从请托求情的过错。
韩非子说，“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要设下骗局、假托事故来亲近君主，又喜欢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这就是暴君乱主所以受迷惑，贤能的臣子所以受侵害的原因。
所以臣子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他们违背法制粉饰智巧就有了根据；称赞比干、伍子胥的忠诚而被杀，那么他们激烈地向君主进谏就有了借口。就任用伊尹、管仲而言称颂君主贤明，就纣杀比干、夫差杀伍子胥而言又声称君主残暴昏乱，这两种事情不能进行类比，像这样进行类比的行为都要禁止。而是“君之立法，以为是也。”这是君主立法，认为它是正确的呀。
所以，韩非子说，现在臣中很多人为了显示他的个人智巧而认为这些法制是不正确的，这就是用智巧来行奸邪，诋毁法制而标榜智巧。像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禁止，是法律让它是正确的，而非君主使然，这就是做君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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