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事业一旦有所成就马上提醒自己什么？

       在前面，我曾经说过“老子著书上下篇，是讲给当时的管理者的”，那么，这必然涉及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作为管理者，你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今天看，很多管理学的课程里都会讲到这个问题，作为组织或是企业的管理者，我们也的确经常会问到：“我们和下属之间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老子是这么说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他认为管理者与民众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果管理者为政清明，待人宽厚，那他管理之下的民众，就会保持淳朴的民风，社会也会秩序井然；而如果管理者刑罚苛刻，只是在乎他自己的利益，那么民众的内心也会算计甚至狡诈，社会也会出现大量的负面状况。老子以天下万物平等为基础，认为二者之间是平等的依存关系。如果管理者不能悟透这一点，必然会加剧双方的矛盾，结果可想而知。

       因为双方相互依存，所以老子又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而辩证的观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正的事情，随时可能转变为邪的；善的事情，随时可能转变为恶的。今天我们来看这句话，主要是在讲，人类必须要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可是如果我们回到老子生活的年代，我们就知道，这是老子通过对动荡和不确定的现实进行的反思。在那个战争不断的年代，他希望可以从中找到一种稳定的“常道”，来指导现实的社会与人生。这是一位圣哲多么可贵的、对于大众个体生命的关爱。

       福祸相依的道理听上去特别简单，但放在历史上看，福与祸之间的转变，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春秋末年，吴王阖闾心心念念的想攻打越国，结果被越军射伤，临终前，告诉儿子：“不能忘记向越国复仇。”他的儿子，就是夫差。

       在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夫差准备伐越报仇，就决定占据先机，率先出兵。这时，大臣范蠡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兴兵乃是凶事，发动战争又违背道义，强夺是最下一等的方式。”越王说：“不！我已经决定了！”出征后，越军大败。句践只剩下的五千残兵逃回会稽山，并被吴军团团包围。

       这时句践对范蠡说：“我没有听从你的劝告，落到如此境地，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先保全自己的人，唯有低声下气送以厚礼，如果他还是不同意，就只能自己充当人质去侍奉吴王了。”于是，勾践就派大夫文种前往吴国求和。文种见吴王时双膝跪地爬行，磕头说：“勾践请求成为您的臣子，他的妻子愿成为您的婢（bi）女。”吴王本想答应他。这时伍子胥劝阻吴王说：“不可以答应。勾践是贤能的君主，文种、范蠡都是良臣，倘若让他们回到越国，必然会再次攻打吴国。”文种后来只好通过行贿夫差的近臣，终于保全的越王的性命。也就留下了卧薪尝胆的故事。

       再后来，伍子胥因为出面阻止吴王伐齐，结果被夫差赠剑赐死。在死前，伍子胥留下遗言，把我的眼睛挂在东城门上，我要看着越国怎么灭掉吴国。

        越国在文种和范蠡的经营之下逐渐强大，20余年后勾践终于复国。但是刚刚复国范蠡就跑了，还在路上写信给文种说，越王是一个可以同患难，但无法同享富贵的人，你赶紧离开。文种还在犹豫，在家称病之时，越王的赐死令就已到门前。

站在今天，我们回看夫差、伍子胥、勾践、文种，他们的命运和生活境遇，是不是老子所说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再想一下，为什么范蠡却可以免遭不幸，并且深得司马迁的赞许呢？

       在老子看来，得道的管理者就应该依照“天道”而行事，把握人文自然的规律，所以在最后一段，老子又用他最擅长的句式，来描述圣人的处事方式：这个世界上，明智的人，是方正但不生硬的，有棱角但不伤害他人，直率但不放肆，光亮但不刺眼。乍一听上去，这是让我们做人要低调。但学过了《道德经》，我们就知道老子实际上讲的，是一套修真的路径与框架，可不仅仅是“低调”那么简单。

       这一章是老子对于祸福辩证关系的思考，他仅仅是想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吗？实修的智者，是不是可以做到尊道而行呢？

原文：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