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裕的物质生活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习惯了这种生活的年轻人还未步入老年，他们总是对未来生活充满自信。
2018 年夏天，中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小偷家族》。导演兼编剧是枝裕和用他特有的冷静和克制的镜头语言，将剧情缓缓推进，以一种特殊的视角描绘了隐藏在日本繁华背后的真相。
出现在电影里的，是一个穷困但温馨的家庭：爸爸是工地的工人，好吃懒做，偶尔还小偷小摸；妈妈是洗衣店的女工，收入微薄；整个家庭穷困潦倒，爸爸和儿子练就了一身熟练的小偷小摸本领，经常在超市里偷一些东西补贴家用。他们虽然卑微如蝼蚁，但并未扭曲如蛆虫。一天晚上，爸爸和儿子在偷完东西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因为家暴而流落街头的女孩。尽管家庭情况艰辛，爸爸还是把小女孩带回了家。随后，整个家庭更加艰辛了：爸爸因为意外，脚受伤，失去了工作；妈妈因为洗衣店生意不好而被裁；小女孩最初在新家庭中融入得并不顺利。
电影到这里时，还是比较温馨的，就像一杯午后红茶，醇香、温暖，也有丝丝的苦涩。油尽灯枯的奶奶在睡梦中平静离世，整个家庭也就此分崩离析。家里的人平静地安葬了奶奶的遗体，分了奶奶的财产。
随着剧情的进一步推进，观众才明白，这个家庭中的成员都没有血缘关系：住宅是奶奶的，奶奶收留了爸爸和妈妈，最初是希望他们能够照顾自己的老年生活；爸爸妈妈照顾奶奶，是为了能够分享奶奶的养老金和身后遗产；俩人无法生育，因此收养了两个孩子，用以慰藉自己的心灵。奶奶早年离婚之后便一直未婚。她经常去前夫家中拜祭，而且每次都能从前夫的儿子手中得到一笔抚慰金。
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我们翻一下描绘日本老龄化的书籍、报纸和期刊，就会发现，老年生活凄凉的老人，相当一部分的比例是未婚未育、与社会彻底断绝关系的“无缘之人”，或是“破产”之后离婚并自我放逐的人。
这就是电影在真实世界里的背景。
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他的畅销书《下游老人》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作为电影《小偷家族》的注脚。
加藤先生曾在自卫队服役，退役之后在餐馆里成为一名厨师。在他40岁左右的时候，父母相继病倒，加藤先生辞职在家照顾父母。不久，他的父亲去世，母亲病情加重，瘫痪在床，需要加藤24小时陪护。在加藤50岁的时候，老母亲也去世，加藤为了谋生，一个人来到了东京，并于65岁退休。加藤终身未婚，且因为中间辞职照顾双亲，养老金缴纳年份不足，到退休的时候，每月领取9万日元（约人民币5540元）的厚生养老金。雪上加霜的是，他离开老家时卖掉了老家的房产，之后一直孤身在东京租房居住。房租是加藤先生退休后最大的生活成本，每月9万日元的收入中，房租就要花掉5万日元（约人民币3080元）。剩下的钱，如何在东京生存下来呢？
当作者将这个疑问抛给加藤时，得到的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答案。
加藤先生说，靠野草。
没错，吃野草。这不是 500 年前的日本，也不是穷乡僻壤。这是在 21 世纪的东京，一个终身未婚的老人需要靠野草生活。
当然，加藤的故事只是个案，日本的低保标准额度高，申请门槛低，只要能够证明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总资产达不到法定的最低标准，就可以申请低保。但因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自尊心等因素，有些人不愿去申请低保。
加藤先生的人生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的老龄化故事：因为老龄化，老人变多，社会资源无法覆盖到所有老人，一旦家中发生变故，就需要子女亲自上阵，加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逼”照顾父母。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壮年的加藤还是年老后的加藤，都是老龄化浪潮下的不幸之人。
在日本，因为经济或者工作而顾不上结婚的人很多；而对于年青一代来说，居高不下的不婚率更多是一种自我选择，年轻人主动将自己放逐在主流社会之外。
按照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据，1985 年，日本国民 50 岁时的未婚率是 4% 左右，30 年后，日本男性 50 岁未婚率上升到了 23.4%，日本女性 50 岁未婚率也达到了 14.1%。日本知名调查公司博报堂株式会社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后推测说，到 2035 年时，日本 15 岁以上的人口中有一半或将是单身。
如果仅仅说结婚的问题，那中国和日本真是越来越像了。
从民政部历年统计公报来看，我国 2013 年登记结婚夫妇为 1346.9 万对，2019 年登记结婚夫妇为 927.3 万对，降幅惊人； 2013 年全国结婚率为 9.9‰，此后逐年的数据是：9.6‰、
9‰、8.3‰、7.7‰、7.3‰，到了 2019 年，已降到 6.6‰。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路上升的离婚人数：2013 年离婚登记350 万对，2019 年离婚登记 470.1 万对；离婚率则从 2013 年的 2.6‰ 逐年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3.4‰。
单身人士越来越多，晚婚晚育越来越普遍。轻轻拨开外壳去探索真相，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了，往往也会面对一个问题：大批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在农村地区生活过的人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认识：没有考上大学而继续在农村扎根的人，往往结婚很早。原因复杂，但事实是，随着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结婚率降低，结婚年龄也大大推迟。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每 10 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达到 8930 人；博士生和硕士生招生人数为53.8 万人，是 2000 年的 4.17 倍。标准学制下，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需要经历 16 年学业长跑，走上社会之后，需要经过数年，经济状况才会改善。再加上文化程度提高之后，个人意识更强，也更崇尚个人价值的实现。于是，总体上看，社会的平均婚育年龄被推迟再正常不过了。同时，社会的发达使得女性意识觉醒，许多职场女性往往把结婚、生育视作个人事业发展的阻碍，于是选择晚婚晚育来规避风险。
年年攀高的育儿成本更是年轻家长最好的避孕药。
婚姻的需求也被大大稀释了。正如德国作家法兰克·荀马赫在《少子化：我们社会的灾难与危机》一书中所说：在今天这个媒体发达、网络便捷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在虚拟的环境中
获得了社交上的满足感。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一起吃火锅、打游戏、看电影，经济实惠地打发时间，对婚姻的情感需求不断减弱。相信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体验到了这一点。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养育子女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因为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决定了家族是否兴旺。从宏观上看，在农业经济社会，生产率低下，资源短缺，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各种意外因素很容易摧毁人们脆弱的生产生活，人们的抗风险能力普遍低下，年老体弱的人很难获得足以保障生存的生活资料，只能依靠子女的赡养。同时，在封建父权的观念下，父母对子女的劳动成果天生具有支配权，因此，这种投资行为的产出是可见可量化的。
当下，人们早已习惯了丰裕的物质生活，也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制建设当成了与空气和水一样的基础设施，以至于养育子女的投资收益不断稀释到几乎可以忽略。随着 421 型、422 型社会的出现，作为中间层的“2”（一对夫妇），已经无法在经济上支撑 4 位老人的赡养（随着长寿时代的来临，事实上远不止 4 位老人）。
他们不可避免地有逃避的想法。
上面描述的种种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为风险理性行为。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在这个风险社会中，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进行风险评估以便决定未来。比如对于生育，许多年轻的父母会考虑到，生孩子会给他们的生活增加许多风险，如搅乱二人世界、带来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等，为了规避风险，只好不生育。至于不生育的缺点——如老年之后无人照顾等，那是很远的事情，暂时不考虑。
只是，问题仍在那里，并不是不考虑就不存在了。
当我们告别“养儿防老”的时代，我们将面临一个词——“社会抚养比”。晚婚晚育、不婚不育之后，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会整体抚养老人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抚养比迅速提高，直到无力再赡养如此多的老人。在大概率发生的“百岁人生”中，有几十年的晚年，这期间，需要支付健康、医疗、护理的费用，而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并未有足够的财务自律以支撑这漫长的晚年，以及情感上的需求……也许还没有等到这个变化发生，这一代年轻人就已经老了。
30 年后，谁来与他们共同面对漫长而孤独的百岁人生？
承平经年，人们忘却了在角落里隐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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