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陷造成了居高不下的老年贫困率。
2016 年，笔者一位年轻的亲戚从韩国留学回来，吃饭聚会时，偶尔会分享在韩国的生活细节。比如：钱都没时间花。有个段子，说男生天天给女朋友点外卖，最后女生爱上了外卖小哥。
段子归段子。她说，首尔的生活确实不轻松。“你可能想不到，刚到首尔的一段时间里，除了中国留学生、房东、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之外，我认识的第一个韩国朋友，是一位70多岁的大爷，他经常给我送快递。”
韩国有一些快递公司专门雇用一些老年快递员，送一些重量小、体积小的快件。因为在韩国，65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这一点被快递公司利用了起来，由此衍生出来一个小小的行当。
这个大叔和中国的快递小哥比怎么样？我的亲戚这样解释：“大叔告诉我，他的同事，就是正常的快递员，开着面包车送快递的那种，一天能派出 100 件快递。但是他不行，地铁快递员身上带不了多少东西，一天送十几件就算效率高了，一个快件能赚 2000 多韩元，一个月干上 10 天能赚 30 多万韩元，合人民币 2000 块。这个收入我都嫌少，更何况是经常生病看医生的老人。”
当时，笔者仅仅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谈资，下一个话题很快就将它淹没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事情真正的严重之处。
生育率在和平年代突破了“人口防线”
2018 年 8 月，韩国统计厅发布了《2017 年人口住宅总调查》：2017 年，韩国 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超过 14%。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照国际上的划分，65 岁以上人口达到 7% 就是
“老龄化社会”，超过 14% 就是“老龄社会”，超过 20% 就是“超老龄社会”。韩国已经迈过老龄社会的门槛。而且，韩国是以一种加速度迈过了这个门槛。日本在 197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在 1994 年进入老龄社会，用了 24 年，韩国的这一过程只用了 17 年。
2018 年初，韩国行政安全部发布消息说，2017 年青少年（0～14 岁）人口的比例约为 13.1%，而同期 65 岁以上的老人的比例却达到了 14%，老年人比例连续两年超过了青少年人口比例。
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尴尬看上去毫无扭转的希望。2018 年 9 月 20 日，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在《参考消息》上发表文章说，2018 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跌到了0.9。
“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生育子女数量的平均值，如果长期低于 2.2，那么人口可能就会逐年下降。0.9 的生育率，往往是战争时期才会发生的事情，韩国
生育率在和平年代就突破了“人口防线”，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尚属首例。
韩国民众在接受《韩国日报》民调时，多数倾向于认为“0.9 冲击是国家危机”。
限制生育的政策对韩国人口结构的影响，长久且深远
韩国不仅老龄化程度严重，而且老人保障程度更低。这与韩国政府政策密切相关。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韩国的生育水平可以视作自然生育水平。当时，朝鲜半岛经济不发达，家庭“抱团取暖”，认为只有人丁兴旺才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去。60 年代初，韩国人口增长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 2.9%。1961 年 10 月，韩国代理总统朴正熙在一次全国性新闻会议上宣布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目的是推动经济增长，计划到 1971 年和 1981年将人口增长率分别降至 2% 和 1.3%。计划生育被列入五年发展规划，全国各地建立了保健所，设置了咨询室和咨询人员，普及避孕手段。到了 70 年代，计划生育的工作更加正规化，设立计划生育研究所，发布《母婴保健法》，成立韩国绝育手术协会等。
1981 年，韩国人口增长率降至 1.53%，略高于目标水平。1986 年，韩国从推行二孩政策变为推行一孩政策。然而，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实现目标用时之短，为决策者所始料不及：从 1983 年起，韩国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 2.1 个孩子），低生育率目标实现后，韩国并没有马上放弃生育控制，直到 1989 年公共医疗机构才停止免费发放避孕药具，控制生育政策有所松动；到 1996 年，采纳新人口政策，取消了独生子女社会支持政策。
可是，生育率仍然持续下降。2002 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掉到了 1.17。2003 年韩国成立了老龄化与未来社会委员会，旨在支持生育，并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政策和程序上的准备。2005 年，韩国政府颁布“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政策正式启动。政策方向至此完成逆转。然而，2009 年 1.15% 的生育率说明，韩国依旧是世界低生育率国家之一。到了 2018 年，韩国的生育率进一步降到谷底。
限制生育的政策对韩国人口结构的影响，长久且深远。1960 年，韩国在自然生育水平状态下，综合生育率可以达到6，2014 年则是 1.21。
在 1970 年，韩国新出生婴儿量尚有 100 万，1990 年 65万，2005 年下跌到 43.5 万。之后的几年略有回升，2012 年达到了生育的高峰，足有 48.5 万新生儿出生，但是之后几年，这个数据又出现了下滑。
总体人口规模增长缓慢而稳定，新生儿数量大幅下滑，可以想见，在过去三四十年中，韩国的人口结构必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计结果也正是如此。在 1960 年时，韩国 65岁以上老人的占比只有 2.9%，1995 年达到 5.9%，2005 年9.1%，2017 年达到了 14%，2020 年 3 月进一步升至 15.8%。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令人焦虑
韩国老龄化危机如此严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令人焦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韩国陆续有了针对公务员、军人和教师的年金计划，但是，直到 1988 年才有了针对所有人的《国民年金法》。而且，这部法律设置之初就有缺陷：只有参加该计划 20 年才能领取养老金——这意味着即便从 1988年法律甫一颁布就加入，也需要等到 2008 年才能领取，而且，即使老人在 2008 年之前达到了退休年龄，这群人注定也领取不到养老金，因为退休之后就没法交了，无论如何都交不满 20 年。
这种制度缺陷造成了韩国居高不下的老年贫困率。
这个制度缺陷很容易被看穿，韩国政府也做出了应对。1991 年，韩国实施老龄津贴制度，规定生活水平处于最低标准以下的、70 岁以上的人口每月可以领取 1 万韩元的津贴。但是这项制度适用面不宽，并不足以完全覆盖《国民年金法》的死角，且支援额度很小，实施不久即被废除。
1997 年，韩国实施敬老年金制度。这一制度是为了弥补《国民年金法》的缺陷，也是为了解决老龄津贴的问题而设置。该制度将受益人设定为处于最低生活费以下以及无法加入国民年金制度的老年人口。
2008 年，韩国政府基于 65 岁以上老人的经济调查结果筹备新的保障手段，与之配套的《基本年金法》在 2014 年开始实施。该制度较为科学和完善，取代敬老年金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贫困现状。
20 世纪 50 年代的战争结束之后，韩国人口爆发性增长，1955～1963 年新增人口近 800 万。这一代人在韩国被称为“婴儿潮一代”。 2011 年，韩国民营银行研究所发布了《韩国“婴儿潮一代”退休后资产分析报告》，对那一代人的退休生活做出预测：75% 的家庭无法依靠当时的财产养老。如今，这个预测似乎得到了一些验证。在韩国街头，70 多岁的快递员已算颇为体面，白发出租车司机也为数不少。
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劳动人口中，60 岁以上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9.3% 上涨到了 2014 年的 13.6%。
我们很难一概而论，所有老人坚守在工作岗位都是迫于养老需求，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养老而不得不工作。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人口较多时，他们的生产能力远大于消耗，社会的总体储蓄自然也多；而当青少年和老年人口比较多时，社会储蓄量就会下降。公共储蓄也有类似的特征。所谓公共储蓄就是政府储备用以社会服务的储蓄。当老年人口增多时，社会需要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等费用就会增多，公共储蓄将会下降。
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双双减少，结局可以预料。
储蓄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储蓄率下降将导致投资不足。
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老龄化的影响也非常直观。《中国新闻网》曾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2015 年，韩国一位 75 岁高龄的出租车司机在马路上连续撞了数辆高档轿车和大型车，最终受损车辆的修理费用超过 5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300 万元）。警方调查监控录像后认定事故原因在于出租车司机技术不熟练，需要负全责。报道中称，2010～2014 年间，老龄驾驶员导致的交通事故在所有交通事故中的比例逐年升高。2010年老龄驾驶员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 5.6%，2014 年这个比例达到 9.1%。
生活的真相，往往都在这样的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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