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老龄化速度迅猛异常。1995 年，香港强积金法案出台，并构成香港养老金体系的核心部分。
一座食堂的温度
饭店里卖剩的饭菜、菜摊上外观不新鲜卖不出去的蔬菜，超市临近保质期的面包、罐头……在中国香港，这些都被一个机构尽力搜集起来，然后加工成套餐，免费提供给没有依靠、三餐无以为继的老人们。每天，由三菜一汤构成的基本套餐，从这里抵达老人们的餐桌。
这个机构叫作“惜食堂”。
世人都知中国香港作为世界级都市的繁华，却很少有人知道多少“老无所依”与之并行。
被香港特区政府认定为“贫穷人口”的，一度达到 140万人，贫困率为 20.4%，也就是说，每 5 位香港市民中就有1 位属于官方认定的“贫穷人口”。2019 年，特区政府发布《2018 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政府恒常现金政策介入后的贫穷人口为 102.43 万人，贫穷率为 14.9%。即便已经取得很大成绩，14.9% 的数字也并不好看。尤其是，即便在新政策介入之后，2018 年的“长者贫穷率”仍有 30.9%，也就是说，10位老人中有 3 位贫穷人口。
来自“惜食堂”的认知则更加“极端”一些：每 3 个老人中就有 1 个长期营养不良……
2011 年年初，众利股票主席董伟的女儿董爱丽创办了“惜食堂”，在保证没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把这些剩饭剩菜做成热饭热食，免费提供给贫困老人。
开始时，每天 20 份饭，第二年，每天要准备 2000 份盒饭。少油、少盐、忌辛辣，厨师所搭配的每一个菜都尽量贴合老人的口味，甚至还要用温度计来测量、控制温度。
最初，“惜食堂”并不起眼，直到演员黄子华发现了它。黄子华主动加入“惜食堂”，担任义工，并制作纪录片向社会推广。在纪录片中，老人们所展现的真实故事催人泪下：
“65 岁退休的罗伯，找了一份刷马桶的工作，早上 4 点出门，晚上 7 点下班，一刷就是 13 个小时，只为一日三餐能饱肚。
“80 岁的赵婆婆，早上 6 点就要出门捡纸皮，一干就是 14个小时。每天都不敢休息，不然手停口停，生活就没有着落。
“月婵婆婆腿脚关节不好，每日行 9 层楼吃饭，再行 9 层楼回家，到底有多难，大家自己可以想象一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小小的一个饭盒，可以让像月婵婆婆这样的独居老人在这条楼梯里感受到有人关心。”
在黄子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明星加入进来。张学友义务担当“惜食堂”的爱心大使，张智霖拍摄“爱包行动”宣传片，谢霆锋把“惜食堂”带进了自己的节目——从食材准备、烹饪到照顾老人进餐，用温情传递能量。
2018 年的一天，已经 90 岁的李嘉诚在自己宣布退休的年份，也到“惜食堂”吃了一顿饭，并留下 1000 万元的捐赠。
如今，“惜食堂”每天生产出 8000 份热饭餐和食物包，相当于对近 5 吨仍可使用的剩食进行了再利用。义工们还定期为老人们办季度生日会或节庆活动、兴趣班，一些在“惜食堂”用餐的婆婆也会来帮忙摘菜洗菜，助人助己。
一座摩登城市，一个钢筋水泥的丛林，因为一个食堂而有了温度。
强积金法案
香港特区的老龄化速度迅猛异常。
一方面，香港居民的人均寿命位居世界前列，老人越来越多，2016 年男性平均寿命为 81.3 岁，女性 87.3 岁，预计到2066 年，将分别达到 87.1 岁和 93.1 岁。
另一方面，是新生婴儿比例持续下降，人口替代率一直低迷，老龄化问题益发紧迫。
2016 年，香港居民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是 17%，预测到2066 年，将达到 37%。据香港特区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的数据，2016 年，每名退休人士由 4.33 名在职工作的成人供养，到 2066 年，每 1.48 名在职员工就要供养一位老人。
压力如影随形。
回归前，港英政府的财政政策有几个传统，比如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社会政策的补缺（residual，又译“剩余福利政策”）等，尽量减少社会服务领域里的经常性开支，财政盈余多以“派糖”的方式，每年零散地分给不同阶层，把公共开支限制在 GDP 的20% 之内。
这种总量限制的政策思维，与老龄化的社会实际趋势发生了冲突。
早在 1991 年，香港地区 65 岁以上老人占比就已经超过了 11%，远超国际上 7% 的老龄化标准。这一年的 7 月 10 日，在当时的香港立法局会议上，提出设立强制性退休计划的动议：“立即采取措施，重新研究设立中央公积金或其他强制实行的退休计划，使本港工人获得全面的退休保障。”
29 票反对票对 11 票赞成票，这个动议被否决了。
港英政府随后组建了退休保障工作小组，在 1992 年 10月发布了题为“全港推行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咨询文，建议为所有 65 岁以下的全职雇员推行强制性供款的私营退休计划。
因为各方反对，1994 年底，该项建议被撤回了。
不过，1994 年出现了两个变数。一是在老年退休金计划咨询中，公众反馈信息显示，香港社会较广泛地支持强制性的私营计划；二是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报告——《扭转老年危机：保障老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提出退休保障的三支柱方案：1. 由政府管理，用税收资助的社会安全网；2. 由私人托管的强制性供款计划；3. 个人资源型储蓄和保险。
港英政府认为：第一支柱方面，香港在 1993 年已设有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第三支柱方面，香港居民的储蓄率偏高，可发挥保障功能；现在只需要补充第二支柱即可。
于是，1995 年，强积金法案出台，并构成香港养老金体系的核心部分。
强积金的特点是强制——所有 18～65 岁的在职人士都必须参加，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
避免了额外的财政负担
2000 年 12 月 1 日，香港特区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简称“积金局”）第一任主席李业广宣布强积金制度当日正式实施。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内地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今，强积金制度已推行 20 年。
在某种程度上，强积金是一种为了应对养老的强制性储蓄。对雇员而言，5% 的缴费比率较低，加上免税等优惠政策（月薪低于 7100 港元的雇员无须缴纳，缴纳上限金额为1500 港元），激励了雇员参与的积极性。对雇主而言，较低的缴费比例减轻了企业负担，又避免了用工矛盾纠纷，也乐观其成。
从外部视角看，除了强制性，强积金制度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完全积累模式。在政策议定之前，是采用现收现支还是完全累积，香港内部曾有争论，最终决定是：雇主和雇员缴纳的强积金全数进入个人账户，而非现收现支。由此，他们不用负担上一代人或其他人的退休金，香港也得以在没有造成特区政府额外的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建立了全面性的养老制度。
二是基金市场化的投资运作。强积金全程由特设的积金局监管，但对参与者完全放开投资决策权，资产由在香港证监会注册的投资经理进行完全市场化的管理，积金局不介入投资运作。
这一点与内地的企业年金不同。
2020 年 11 月 6 日更新的数据显示，强积金有 409 个核准成分基金产品可供选择，具体分类如下表：
不过，面对如此多元化的产品，香港居民最初并没有做好准备。即便是在金融中心，大部分香港工作人口也并不具备投资的基本知识，尤其是学历水平较低的居民，当面对几百个产品选择时，很容易不知所措。
于是，香港强积金计划出现了和美国 401k 计划早期一样的情况，很多人干脆就不去做任何选择，大批账户没有进行任何投资，只是按照银行利息进行结算。但是，香港各大银行的利息很低，所以这些懒于投资的退休账户不仅没有投资收入，甚至反而因为账户的手续费用亏本。（请参考本书第三章《年收入 50 万美元的纽约家庭为何哭穷？——美国人比中国人更爱存钱》）
2017 年 4 月，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借鉴海外经验，采取“预设投资”模式，为不懂投资的雇员提供现成的投资方案（我们可以理解为“懒人投资产品模式”），试图扭转这一局面。尽管网络上存在有关强积金的争议之声，但积金局认为，对于大众为退休生活储蓄而言，强积金有其独特的价值。在积金局官网上，将“自行投资”和“通过强积金进行投资”进行了对比：
基本覆盖了正在工作的香港居民
在实施强积金制度之前，香港只有约 1/3 的工作人口享有退休保障，除了富裕阶层，便以享有“铁饭碗”的公务员队伍为主。
2019 年 12 月，香港强积金供款账户总数为 424 万个，个人账户总数为 583 万个。强积金制度基本覆盖了正在工作的香港居民。
强积金计划的净资产增长也越来越快，2020 年 8 月的数据显示：2020 年，强积金制度推行的第 20 周年，强积金的总资产已经由不足 6000 万港元，升至超过 1 万亿港元。这其中，约 3200 亿港元为扣除收费后的净投资回报，而扣除收费和开支后的年化回报率为 4.2%，高于同期 1.8% 的通胀率。
2018 年 2 月 8 日，强积金计划还推出基金表现平台，以便为投资者提供参考。
当把同属于“第二支柱”的香港强积金和 2018 年的内地企业年金进行对比，会发现如下区别：
虽然香港特区与内地在经济、法制体系上都有所不同，但其独特的强积金制度仍然对内地有关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启发。最新的数据显示，内地的企业（职业）年金体系近年也取得不小的进步，截至 2020 年年底，参加企业年金体系的人数已超过 27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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