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游手好闲者（5）

在我的印象中，每周三次与杰罗姆谈话时，他都带着一肚子火气：会计师事务所里总有某个唯利是图、庸俗不堪的同事冒犯了他的智商或尊严。听着他喋喋不休的怨言，我忍不住刻薄地寻思，要是这些员工真像他说的这么碌碌无为，事务所究竟是怎么存活的？何况他们还声称签下了一大长串客户公司。
房间里充斥着他冷酷的愤怒和憎恨，变得死气沉沉、令人窒息。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熬过他的蔑视轻贱，我也被他的思维方式所影响。很快，我就会随时等待他开口痛斥那些无论资历深浅、只会阿谀奉承踩着他往上爬的同事。“这帮人啥也不懂。”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戏剧化的绝望恼怒。刚开始的时候，我会用一种不耐烦的口吻应付他：“可不是吗？幸亏有你。”听闻此言，他会把我晾在那里几分钟，然后冷冰冰地说：“如果你的诊疗能力只限于耍耍小聪明的水平，我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这话虽不堪入耳，却也给了我当头一棒。换作别的病人，我那句回应可能至多只算是一句轻微的讽刺，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剩的自尊，以及那份隐藏在自尊后面的自我厌恶；但是杰罗姆太熟悉这种敷衍了事、高人一等的腔调了，他不失时机地报复了我。他根本不需要我指出他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他每分每秒都不得不与这份优越感相处。
不，他现在需要的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一个他可以把怒气毫无保留地发泄出来、不必担心我会反唇相讥的地方。因此，在接下来的6个月、10个月、12个月、18个月里，我都默默倾听着他抱怨蔑视自己的工作、同事、不耐烦的妻子、要求根本快乐不起来的他快乐起来的孩子们，以及只会坐在那里“听我没完没了说废话，几乎一言不发”的精神分析师。
每周将近3小时，我置身于一个充斥着流氓、蠢货、贱货、泼妇和臭小子的世界，这里充满了残酷的奴役、无谓的尖酸刻薄、无限的诉求和失败的沟通。除了翻来覆去说几句“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乐趣、没有爱、毫无成就感的世界上一定很难”之类的话，我找不到别的话可说。
不过，尽管他经常对我冷嘲热讽，但我有一种感觉，当他知道有个人理解他活得这么糟糕时，也算是得到了帮助。随着他娓娓道来童年往事，我就不难理解他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了。他父亲是当地一家连锁店的经理，总是对想象力与智力过分早熟的小儿子表现出神经兮兮的嘲讽：明明有机会和爸爸、姐姐、哥哥一起出门看球赛，什么样的怪咖会宁可自己待在家里画画、听音乐？
父亲的疏离感更加映衬出了母亲的过分亲昵。他能感到母亲的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凝视着他手中的画，他半是期待、半是嫌恶地等待着母亲夸张的赞赏。幼年辍学是母亲的心结，她因此把儿子的学业当作自己实现梦想的第二次机会。杰罗姆告诉我，有一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给谁写作业，在给谁练琴。
他的父亲对另一半的表现不以为然，与其说是深为在意，不如说是困惑不解，或许也因为他们都找到了能带给自己快乐的对象（儿子）而感到宽慰。杰罗姆因此失去了抵御母亲欲望侵扰、阻止她全盘接管自己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几乎没有朋友、没有快乐的青春期里，他唯一的避难所就是“逃到巴黎，在阁楼里画画”的俗气幻想。他会长时间地盯着塞尚、马蒂斯，尤其是毕加索的照片，想象自己周旋于才华、痛苦、苦艾酒和女人的无形嘈杂之中。
他和母亲关于选择大学的谈话简短而残忍。“事实上，”他鼓起勇气告诉她，“我想去艺术学校。”她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之一。她告诉他：“等你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时，你就可以尽情画画了！”“现在我才明白，当时我有多么恨她。”他告诉我。他的恨意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在以后的岁月中都下意识地不快乐，以此来报复她。他要通过毁掉自己的人生来毁掉她的人生。当母亲告诉他应该念会计专业时，他只是默默顺从了，心里满是冰冷的仇恨和无声的憎恶。
她希望他比自己过得更好，拥有不必委曲求全、抱憾终身的人生。然而，母子俩心照不宣地让儿子的人生重蹈了母亲的覆辙。她嫁给了一个和父亲一样不理解她想要什么的男人；杰罗姆娶了一个同样茫然无知的女人，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种将憎恨自我视为人生最大乐趣的生活中。
这种憎恨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沉溺于幻想之中。杰罗姆想象自己从公司辞职，回家乐呵呵地告诉妻子他不干了，然后看着她陷入焦虑，而他自己则整天穿着各种难看的花衬衫四处闲逛，胡子拉碴，白天出门看电影，吃得大腹便便，心不在焉地考虑着要不要上个绘画班。“我能想象她冲我怒吼的样子，‘你他妈的真是一个没用的废物！’而我会像勒博斯基那样反驳道：‘是啊，好吧，不过，那只是，你的看法喽，伙计。’”一想到这里，他就会不能自已地狂笑上一分钟，直到平静下来，在可怕的死寂中盯着天花板。
我左思右想，到底怎样才能让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愤怒、悲伤和渴望，而不是让这些情绪淹没在微不足道的抱怨中呢？这不是他前来找我的原因吗？他想要体验一种遵循他好奇心的节奏、依照自己的欲望而打造的生活，和我一起聊天，他可以发现这种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每周有那么几个小时，他可以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单纯地存在着。他游手好闲的幻想总是让位于他的憎恶、他心中那幅可笑可悲的自我画像；也许是时候让这些幻想服务于他的人生了。
他开始和妻子一起去做婚姻咨询，当他听到妻子说，她不在乎他做什么，只希望他快乐，或者至少不这样痛苦时，他深感震惊。“但是，”他嗫嚅道，“你和孩子们，你们需要我来养活……”“别把你的不痛快说成是我和孩子们的错。”她大声吼他，“我们忍受了你那么多乌烟瘴气，这样的指责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是当头棒喝。妻子怒气冲冲，却也饱含爱意地将他从致命的自怨自艾中摇醒，迫使他认真思考：他对自己沦落至如此可悲的境地，究竟负有何种责任？这开启了他精神治疗中一个激烈的自我反省阶段。他也开始严肃思考：自己期待内心和外在世界发生怎样的改变？接着不幸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纳撒尼尔·霍桑在《红字》开头那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序言中，讲述了一个奇怪的巧合：他突然被从一个自己一直恨得要死的职位上撤了下来。他写道：“考虑到我原来就很厌恶我的工作，并隐约出现过辞职的念头，因此我的幸运有点类似于这样一种人的幸运：他本来正在考虑自杀，却遇上个好机会成了他杀，尽管他并不希望如此。”[28]
杰罗姆接下来的经历会让霍桑的妙语相形见绌。他多年来始终对辞职抱有幻想，也终于有幸被“他杀”了。一天早上，他平淡地告诉我他收到了一份通知，接着便陷入了沉默。我问他对此有何感受。“问得好，”他回应道，“你一定会以为，这对我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吧？”一点也不错，这个牙尖嘴利的老杰罗姆可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即使是现在，两年过去了，我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杰罗姆会觉得他遭到解雇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致命打击。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先前一直努力在理解和改变的那份轻蔑情绪又死灰复燃、变本加厉。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坚信自己注定得不到任何关爱与尊重的凄凉念头。我试图提醒他，他在失业的几周前已经经历了内心转变，但他郁郁寡欢地告诉我，自己真是个蠢货，竟然相信了那些屁话。就这样，他残忍地谋杀了全新的自我，那个他之前一直想要成为的真正的自己。
精神分析帮助他天马行空地想象出了一种可以不工作的生活，他可以不用在母亲的愿望和父亲冷漠的鞭策下，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界定自己的生活。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不可能再去念艺术学校了，也不可能上租赁网站，寻到一间破旧的巴黎小阁楼，但至少生活的可能性不会再被愤世嫉俗的自嘲完全扼杀。
不过，遭到解雇让这些转变瞬间化为乌有。杰罗姆坦言，所有那些关于绘画和实现梦想的天方夜谭都辜负了母亲对他的栽培，也都证实了父亲认为他好高骛远的看法，可我竟然还鼓励他这样做。
他似乎无法原谅我了。两周后，在复活节假期后的那个清晨，也就是他原定诊疗时段的前几分钟，我收到了他的语音留言。他说他今天早上不会来了。事实上，他已经决定不会再来咨询了。他对我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5年的咨询生涯中，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简短、冷漠的告别信息。我被它决然的冷漠刺痛，给杰罗姆回了电话，告诉他，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有必要和他讨论一下他的决定，至少要当面跟他道个别。“对不起，我无法面对……我也不知道到底无法面对什么。我想，对我这个人，大概什么也起不了作用吧。”
我想说：“好吧，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那种想让事情‘起作用’的迫切念头就是问题所在吗？让你和你那些事情停滞一段时间，看看会发生什么，怎么样？”但我没有机会问出口了。杰罗姆挂了电话，那边除了沉闷的忙音外再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