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二）

第二十八章（二）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车同轨”：全国车辙阔狭相同。古时候都是土路，车轮反复碾压之后会形成与车轮宽度相同的两条硬地车道。马车长途运输的时候，让车轮的位置一直处于硬地车道上，马车就能行走平稳，就能显著减少畜力消耗和车轴磨损，这就如同现代车辆走在柏油马路上一样。秦朝制定车同轨法令，使全国各地的道路在几年之内被压成宽度一样的硬地车道，不仅能够减少商品和旅客在运输过程中的成本，而且有利于帝国军队带着物资快速到达全国任何郡县。所以，车同轨是秦国统一天下的重要战略举措。史书上说的是秦始皇修驰道，统一车辆轨道的宽度。可是，秦始皇并不是“修驰道”的创始者，早在西周就有国家一级的道路，称为“周道”或者“周行”。

“书同文”：从《易经》《尚书》《诗经》《春秋三传》等文献和地下出土的竹简、金石铭文来看，最迟在西周以后，汉字的符号、文法和文章结构，就是统一的。秦始皇的“书同文”措施是令全国统一使用秦小篆，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与小篆同样产生于秦统一前的隶书，远比小篆优越得多。隶书把小篆中的圆形变为直线，把小篆笔画中的勾圆改为方折，又省繁就简——变连为断、变多点为一画、变多画为数点，笔画可以有粗细，部首可以相混用，这些变化无疑都便于书写。隶书的出现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正因为如此，虽然秦始皇规定统一使用小篆，但远比小篆简省易写的隶书却成为了风行民间的通用文字。到了汉代，进一步简化的隶书被定为“国书”，史称“汉隶”。

“行同伦”：各诸侯国内一般民众的日常行为要遵从统一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遵守统一的礼乐制度和人文教化。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句话虽最早出现在《中庸》中，却是作为秦始皇帝的政令而最为后人所熟知。《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并不是迟至秦汉时才出现，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此类说法，如《管子·君臣上》：“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所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于秦汉间普及全国，四海遵守，但并非秦汉间为始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说：“此中段似为子思原来所作之《中庸》，即《汉书·艺文志》儒家中之《子思》二十三篇之类。首末二段，乃后来儒者所加，即《汉书·艺文志》‘凡礼十三家’中之《中庸说》二篇之类也。‘今天下，车同轨’等言，皆在后段，更可见矣。”与冯友兰持相似观点者，近当代学者中还有一些。

近代学者认为此段是后人添加的，理由是《中庸》问世二百多年后，秦始皇才提出“车同轨，书同文”之概念，因此他们认定这几句话一.定是于始皇之后添加的。但始皇新政恰好证明了这几句话确为子思所说，确为《中庸》原文。何以故？正是有了此段原文之启迪，才有了始皇帝落实之新政。即始皇帝之所以明确地颁布“车同轨，书同文”之令，是因为受到《中庸》此处之启迪。

后世学者否定此段文句，另一个理由是：子思之时，正是纲常失坠、礼崩乐坏之际，正是“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之时，与此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完全相反，故非原文。实则此段大意为：若当今之天下，能够维持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那该有多好呀！——子思更深一层的意思为：正是当今之世，诸侯割据，各自为政，才出现了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的天下无道之乱世。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后世成语“德不配位”即源于此。此“德”并非狭义之品德，乃取其广义，泛指一个人的专业水平、文化知识、忠孝节义等全.部才德与智慧。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不是每一位周天子或此前夏朝、商朝等各朝各代之天子，都有才德与智慧来构建礼乐体系的。只有如夏之开国圣君大禹、殷商之开国圣君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姬旦等这样的圣王与他们身边的贤德之臣，才有才德和智慧来制定礼乐（各项国策、法律法规和军事征伐等）。除此之外，像商纣王、周厉王、周幽王等昏君与佞臣们，因为严重的德不配位，故无才德构建出好的礼乐体系来。

“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君子所思，不越其位。意为一名杰出的君子，对于自己职分内的事应该尽全力去完成，这叫尽职尽责；对于自己职分外的事，不要轻易地发表议论，更不可鲁莽地插手其事。若对上妄图代行天子职事，这是典型的犯上与僭越。若下级随意插手上级之事，或上级随意干涉下级之事，或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可以随意插手其事，职与职之间亦可以随意插手其事，如是则再无任何秩序可言，再无任何规矩与制度可言，必然天下大乱。守好本职，勿扰他心，是美德也，是修身也，是君子自处之道也。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子思所引出自《论语·八佾》，原文为：“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同篇中另一段原文为：“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子思显然是将《论语·八佾》中的这两段话，取其要点并缩略为一段。

“杞”：周天子封夏之后代于杞国（今河南省杞县一带），以奉夏之祀。“宋”：商朝灭亡后，周天子封商之微子于宋，以存商汤之祭祀。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一书中注曰：“周之封建，兴灭国，继绝世，故封夏、殷二代之后于杞、宋。”“徵”：即“证”，证实、证明。“文献”：“文”指旧典与书籍；“献”者，贤也，指通达并践行这些典籍的在世之人。

商汤灭夏，将夏朝公室弟子封于杞国，即“杞人忧天”这个典故所述之国，并奉祀先祖夏禹一脉。武王克商，效法商汤，将商朝公族之后封于宋国，奉祀殷商之先祖。

孔子说：“夏朝的礼乐制度，我能说出来，（但是夏的后代）杞国人不足以证明我的话；殷（商）朝的礼乐制度，我能说出来，（但商的后代）宋国人不足以证明我的话。这都是由于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不足的缘故。如果典籍与贤人足够的话，我的话就可以得到证明了。”另一段可释为，孔子说：“周朝的礼制借鉴于夏、商二代，多么丰富多彩啊！因此我遵从和传承周朝礼制。”

这段话反映出三点：其一，从夫子自道中得知，他对夏商周三朝的礼仪制度等非常熟悉，达到了无不精通的程度，由此可证夫子平生是如何地好学而审问；其二，反映出夫子求知态度之谨慎、采信之严肃，绝不是道听途说几句就盲目地采信之；其三，知晓夫子不仅重视旧典与书籍等史料，更重视对精通这些史料的在世之贤达的求教与师从，简言之，夫子不仅重视“文”，更重视“献（贤）”，文献并重，以重“献（贤）”为主。

子思摘引夫子这段话，意在进一步说明上句“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