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阵子，莲花清瘟维持了两年多的“神话”猛地被狠戳了好几下。
其中，除了相关的副作用外，更有它至今仍没有进行双盲实验这个“疑点”。
毕竟，按照国际医学界的规矩，只有通过“双盲实验”的，才算标准药品，否则只能叫做“替代药物”。
那么，这就有必要，从源头捋一捋，啥叫双盲实验？双盲试验为什么就能体现“科学”呢？
大家都知道，治疗疾病的整个过程，其实很多时候都存在安慰剂效应。
试想，当你知道自己正在被“名医”治疗，而且大夫也同时自信地告诉你，这个病坚持吃药会好的很快很彻底。
这时候，哪怕给你吃的是麦丽素，你可能也会有病情好转的感觉。
事实上，麦丽素肯定是不能治病的。而这个帮你“感觉好多”了的，伪装成了药物的麦丽素，就是一种“安慰剂”。
对于药物来说，为了取得国际认证，一般都会在临床二期做双盲测试。
大致的流程是：
选择300名志愿者，100名吃原来的药，100人吃被研究的药，100名吃淀粉做的“药片”
然后打乱了编号，之后档案直接封存，除了参与实验的患者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连发药的医务人员自己，都不知道几号志愿者服下是新药、旧药还是安慰剂——以避免医生通过心理暗示来影响结果。
这就是“双盲”的操作。
假设，试验结束上交数据后，经过数学和统计学相关的计算，最终发现，吃新药的那组，康复了80人，淀粉组康复了8人，原药组康复了41人
于是得出结论，这款新研发的药物，确实有疗效，而且比原来的药还好。
实际上，双盲试验不仅仅用于医疗领域。
在商业和品牌测评中，类似的操作早就广泛应用。非常知名的有1970年代美国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间发生过“挑战测试”。
可乐这个就不多赘述了，咱们举个更接地气的例子。
比如，保定和石家庄都有一种特色食物，叫做焖子，看外观，几乎没啥区别。
就是这样的
通常，保定人和石家庄人都各自认为自己的焖子最为正宗。
毕竟，家乡的东西，当然引以为傲了，自带满满地情愫。
于是，为了排除主观性和心理作用对食物口味的判断，就将两地的焖子放在一个个除了编号没有任何标记的盘子里，再让人去品尝。
这样得出的盲测结果，显然要客观地多。
另外，像高考、考研、四六级、专四专八这样的国家级大考，考生和判卷老师，都不知道那张卷子对应哪个人，也可以看作另一种形式的“双盲”。
所以，发展到如今，在科研、商业竞争和其他很多领域里，“双盲实验”都被认作一种非常科学的测试方法，并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而“双盲实验”发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走了200多年了。
实验的最初组织者，就是那个著名的法国“锁匠国王”——路易十六。
18世纪后期，有个叫做弗兰茨·安东·梅斯梅尔的奥地利医生，受到“占星术”启发，搞出了一套“磁力疗法”，自称能“包治百病”。
弗兰茨·安东·梅斯梅尔医生
其理论依据为，如果人体的磁力场得到了充分矫正，心灵和身体上的疾病就可以被医好。
具体治疗过程是，患者们围坐在装满“磁力”的大木桶旁。桶盖上安置有多根铁棒，病人可以手握铁棒，也可以将铁棒放在患病部位上，然后按照梅斯梅尔的“引导”，一起用“磁力”互相治疗。
接受治疗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富裕的上流社会人士
甚至，在很多场合，光靠梅斯梅尔自带的“磁力”和他手中的“磁棒”的“发功”，也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年的记者是这样描述一个巴黎的大型治疗场面：
这位梅斯梅尔先生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医生。从他走进大厅的一刹那，大厅里的男女便似乎像中了某种魔法一样——呆若木鸡，浑身颤抖。他走进人群，盯着其中一位男士，低沉地命令道：“入睡！”那名男子居然真的马上睡着了，头无力地垂了下来。而其他病人，则显得呼吸急促。然后，梅斯梅尔又用手里的金属小棍猛地指向那位女士，而那位女士此刻突然浑身发抖，大叫起来，因为一股麻刺感涌遍了她的全身。
这套把戏，不仅在咱们现代人眼中相当扯，就连当年的医学同行们，也认为梅斯梅尔不是正经医生，而是在搞“巫术”。
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和多数正规医疗机构认定梅斯梅尔是个江湖骗子，连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指责他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正在“发功”
但不论怎么说，很多“患者”，都自认为这个“磁力疗法”，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病痛，有奇效。
很明显，那时候的梅斯梅尔自己可能都不没有意识到，他在不经意间发掘出了心理暗示法、心理催眠术等推动心理学界发展的理论，甚至还为临床心理学和歇斯底里症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要知道，梅斯梅尔的“患者”，大部分都是神经敏感的贵族女性，因而非常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疗效“显著”。
这段传奇经历，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疯狂游戏》。
《疯狂游戏》剧照。梅斯梅尔用“磁力”让女主重见光明，但随着“磁力疗法”被权威组织否定，女主竟然又瞎了
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为了搞清楚这个“磁力疗法”究竟是江湖骗术还是一门神奇的科学，1784年，法王路易十六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评梅斯梅尔的治疗效果。
这个调查委员会光是准备方案，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最终付诸实施的实验内容，很多层面，已经有了“双盲实验”的雏形。
从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分别挑选7人，比较两组实验的结果。最终仅有3名来自下层社会的受试者说自己感受到了磁疗效果。
告诉受试者，治疗师在一扇关闭的门背后正对他们实施“动物磁力疗法”， 受试者说自己感受到了磁力治疗的效果。但实际上，门后没有包括治疗师在内的任何人。
在受试者不知情的前提下，梅斯每尔的治疗师隔着屏风对其实施“磁化”，期间，受试者一直在与人谈笑，丝毫没有被“治疗”的感觉。
但换成治疗师来到受试者面前对其进行“磁化”，几分钟内受试者就开始了出现痉挛和一系列感应。
治疗师将富兰克林花园中的一棵树事先“磁化”，但受试者并不知道哪是棵树。结果，受试未受“磁化”的树前发生了瘫倒和抽搐这些接受“磁化治疗”时的反应。
调查委员会基于上述实验结果和数据分析，形成了一份长达百余页的《国王特派专员调查磁性治疗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梅斯梅尔的“磁疗”并不能改善疾病，一些症状的缓解和消退，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
基于这次的大型调查取样研究活动，法国科学界随之掀起了一次学术革命，开始极力主张治疗不能依据传统古典理论和盲从权威，而是要用“对照组实验”的形式，进行事实观察后，再做出推理和决策。
当年《国王特派专员调查磁性治疗的报告》的几位主要作者安东尼·拉瓦锡、琼·贝利这样的一流的科学家，都是学术革命的倡导者。
遗憾的是，很快大革命爆发，之后的几年间，包括课题组的资助者，路易十六国王，以及拉瓦锡、琼·贝利，都被先后押上了断头台。
庆幸的是，这种学术革命的理念，仍旧被认真传承了下去。
进入19世纪后，经不断地丰富发展，“对照组实验”成功揭开了很多“包治百病”的神奇疗法，甚至是传统老西医的“三件套”——放血、灌肠、催吐....成了一面科学的照妖镜。
到了1930年代，德国医学家保罗·马提尼在前人的基础上，归纳了双盲实验的基本原则——对照组、双盲、安慰剂。
这也大致成了很多现代医药类科研临床二期实验的必经环节。
然而，至今，咱们的大部分中药，都没有搞这个“双盲实验”。
连花清瘟，并不是特例。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西医这两套疗法，立足点很不一样。
中医治病讲究的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用中药之偏来平衡身体之偏。而人的体质偏性是各不相同的，通过望闻问切来诊病，治病则为一人一方，非常细致和复杂，很难直接机械地套用双盲实验。
毕竟，双盲实验的操作上，主要是统计学那一套，而非药理。主要目的是排除实验人员和被实验人员的主观性。
但发展到如今，咱们接触到的中药，那种直接抓草药去熬药的吃法，已经比较少了，更多的，都是做成胶囊、药片药丸或者冲剂的中成药。
因此，现代中医界不但不拒绝双盲，而且在积极、全面探寻和尝试做“双盲实验”。
其中就包括了连花清瘟。
在2020年5月发表在国际行业权威杂志《植物医学》上的《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这篇论文给出了有利于莲花清瘟的结论同时，
作者们在论文也解释了没有”双盲实验“的原因——
“由于疫情暴发的紧迫性且患者需要及时治疗，团队没有进行双盲试验，即研究者和受试者都知道真实的给药情况。此外出于人道考虑，研究也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试验”。
《植物医学》官网上的《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
或者你随便在知网上搜索一下有关中医药“双盲实验”的论文，也会发现千千万。
也就是说，中医界早就认可了现代科学的检验方法，要再坚持什么“中医不需要双盲”，那就像是文盲了。
不过，客观看，在操作环节，至今，双盲实验依旧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比如，就像《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论文里说的那样，双盲实验，对受试者可能会产生一些潜在的伤害，不“人道主义”。
比如，1996年，辉瑞为了使自己生产的脑膜炎特效新药——抗生素“特洛芬”早日通过审查，竟然违背最起码的人类良知的底线，在没有征得尼日利亚病人和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用当地名儿童进行“双盲实验”。结果，造成11人死亡，181人终生残疾。
所以，双盲只有在各种因素可控条件下才具备实际价值。否则，很容易就搞成了资本愚弄民众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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