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上）

2023-06-24 00:49:2521:41 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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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与希特勒（上）

每日一书：《1931：债务、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

叶子的书屋 2023-02-21

下面是文章正文：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1931：债务、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

这是一部篇幅不长，但信息量巨大的重量级历史著作。作者托比亚斯·施特劳曼是瑞士银行的经济顾问与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史专家。这本书体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思考，他想从经济角度，解释二战为何发生。

说到二战爆发的起因，我们大家或许会有一个常识性的答案，那就是“二战是大萧条的产物”。按照这种解释，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引发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让德国的国内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上台。

但《1931》这本书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作者认为，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引发的大萧条虽然严重，却并没有失控；而且，早在它发生的几年前，欧洲各国的经济就已经处在萧条状态了。所以严格说来，美国大萧条只是加剧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火索并不是它。

作者认为，真正让整个世界落入金融恐慌和经济衰退，并帮助纳粹党在德国掌权的，是1931年的德国经济危机。施特劳曼认为，一战债务与赔款问题的持续发酵，因缺乏互信导致的国际协调失败，以及当时德国政府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三者一起引爆了这场经济危机，从而动摇了德国当时脆弱的议会民主制，摧毁了德国民众的信心，给希特勒登上权力舞台提供了机会。

接下来，我将分两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在第一部分，我们来谈谈一战后的德国经济，在畸形繁荣之下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在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在1931年，德国的繁荣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金融风暴，并迅速波及整个欧洲，并被纳粹党利用，成为其上台的契机。

第一部分

首先，让我们回到1930年，当时美国大萧条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不过，如果你想当然地认为这时的欧洲也是哀鸿遍野，那就大错特错了：欧洲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银行家都非常乐观，认为虽然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反弹，但至少已经触底。大萧条最多持续六到九个月。

但就在这种普遍乐观的情绪里，却跳出来一个讨厌的乌鸦嘴。这个人是奥地利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索玛瑞。当人人都相信经济即将复苏的时候，他却站出来提醒说，1929年以来的危机，只是今后十年危机的开端；他甚至推测未来欧洲经济危机的源头，很可能就是德国银行体系出现问题。为什么索玛瑞可以这样未卜先知呢？让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看一看索玛瑞列举的理由，就能明白他的判断逻辑其实既清晰又简单。

首先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欠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赔款。准确地说，按照1921年制定的“伦敦付款时间表”，德国光是支付战争期间造成的协约国平民损失，就要赔1320亿马克，而战争全部赔款就高达2260亿马克。顺便说一句，德国直到1983年，才付完本金，而最后一笔赔款利息，是在2011年还完的。

你可能会说，背负着巨额赔款，德国肯定得节衣缩食过日子了。但事实恰好相反，自从1918年战败以来，德国政府既没有大幅度增税，也没有大刀阔斧地削减民众的福利。换句话说，他们是既不开源也不节流。不仅如此，德国还上马了一系列拉动就业的公共工程，还为工人修建了当时欧洲条件最优越的公租房。难道德国政府手里有个聚宝盆？当然不是，德国政府能如此大方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贷款：德国能有钱上马这些基建项目，用的都是来自国外的贷款。

和德国政府一样，德国企业也是贷款大户。1920年代后半期，德国企业通过贷款大规模修建新厂房、更新机械设备、引入新式管理制度，从而让德国工业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制造成本也减下来了。这种快速发展的势头，甚至让德国成了上世纪20年代欧洲仅有的一个繁荣国家。同时，德国的服务业也欣欣向荣，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欧洲，都可以说遥遥领先。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经济一片繁荣，德国还款应该不成问题，为什么索玛瑞还说德国的银行业马上就要暴雷呢？因为德国的繁荣其实是非常畸形的：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让德国人民不愿意储蓄了，因为钱放在银行里也是贬值，还不如拿来消费；再加上德国出口恢复，城镇工人工资水平高了，大家更愿意过一阵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所以，德国银行发放给企业的贷款，并不来自德国民众的储蓄，而是外国贷款：而外国投资人之所以愿意贷款给德国银行，首先是因为德国银行给的利息普遍非常高，有的甚至能达到10%。在10%的利息基础上德国银行还要再加上自己的利润，结果就是企业贷款的利率往往超过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第二，德国银行愿意接受非常短的贷款期限。1930年德国总数接近270亿马克的私人外债里，有将近一半都是短期贷款，最短的还款期限甚至只有六个月。

了解了以上这些事实，你就明白了，德国的政府、企业甚至普通民众，都在拼命透支未来，靠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运转。根据统计，1929年底，德国外债总额是3100万马克，相当于GDP的三分之一，如果再算上赔款，就占据GDP的86%。这种局面下，德国经济其实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最脆弱的环节无疑就是银行，只要政府的外债、赔款有任何波动，或者企业的投资遭受任何重大打击，德国的银行业就可能暴雷。到了1930年，德国的银行业实际上已经危如累卵，这就是为什么索玛瑞预言，德国经济危机一定会从银行业爆发。

那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德国的政府和企业要冒着暴雷危险，这么拼命地借钱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道威斯计划，给德国打开了借贷方便之门。但要解释什么是道威斯计划，我们就暂时得跳出这本书的范围，来补补课。

刚才已经说过，德国打输了一战，背负了巨额赔款。这笔巨款要怎么赔呢？战胜国把它分成了三部分，其中头两期五百亿马克必须尽快支付，而另外八百二十亿，说白了主要是为了满足战胜国的民间舆论而设置的，并不真的指望德国还。但是这一笔赔款在纸面上的存在，就深深地激怒了德国的民众。

德国民众的反对，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德国政府不敢用正常的方法去还款了。德国并不是负担不起五百亿马克的赔款，但不管谁执政，都不敢去积极赔付，因为这意味着失去选民的支持，在政治上自杀。所以，即使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支付赔款，德国的政治家也要想方设法地避免采取征税或者削减福利的手段。

于是，从1921年到1923年之间，德国政府采用了一个极端化的办法。为了应付赔款，德国政府故意滥发纸币。两年之内，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两千马克兑一美元，暴跌到一万亿马克兑一美元，这就是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胀。当马克变成了废纸，德国经济也彻底崩坏。这就让急于拿到德国赔款的英法两国，和急于让英法偿还自己贷款的美国不得不采取行动，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给德国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德国有支付赔款的义务，但德国对外支付的总额应该维持在德国经济能够运转，不至于崩溃这样一个水平。为此，道威斯计划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去监督德国的关税、工业、金融、铁路等各个领域，以此确定德国的支付限额。同时，为了让德国的赔款有价值，德国马克必须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这就意味着要让德国马克的价值与黄金挂钩。没有相应数额的黄金储备，政府就不能发行钞票，这就是所谓的“金本位”。但是为了让德国实行金本位，就必须让德国拥有足够的黄金，所以必须给已经破产的德国再提供一笔贷款，可是德国已经背负了一千多亿赔款，怎么可能有人愿意再借钱给它呢？

于是道威斯计划就设置了所谓的“转移保护条款”。这个条款宣布，当对外支付危及德国经济的时候，德国可以延期偿还赔款，但私人贷款不在此列。这就意味着，因为德国有权延期支付赔款，所以它欠的巨额赔款客观上可以暂时忽略了。同时，德国又有几千万高素养，有技术的人民，又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有丰富的资源，它的内债又因为1923年恶性通胀被一笔勾销了。这些利好条件加在一起，让德国在华尔街投资家眼中，反而成了一个资质好到不能再好的优质借贷方：比如华尔街就为德国发行了一笔专门的“道威斯国际贷款”，反响热烈，推出后，认购额居然超过了预计的10倍。

英法两国为什么支持这个明显利好于德国的方案？因为一战让它们财穷民尽，所以都希望能够把德国赔款和美国贷款问题捆在一起，自己可以不要德国赔款，美国最好也别追着自己屁股要债。不仅如此，英法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对于英国来说，德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更希望德国的经济能够早日恢复稳定，所以赔款不那么重要。而法国呢，虽然想要钱，但它更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英国美国距离德国挺远的，自己却在德国隔壁。如果再打一次战争，法国根本无力单独对抗德国，所以它最害怕德国重整旗鼓，所以希望通过赔款问题，让英美两国在中欧的安全问题上站在自己这边。所以1923年，当英美都倾向于对德国宽大处理的时候，法国也接受了道威斯计划。

同时，别国愿意贷款，而德国也乐意借款，既然能靠贷款搞到钱，政治家都不会选择民众痛恨的征税。同时，既然德国每年对外支付被道威斯计划规定了上限，这也就意味着，德国需要还的贷款越多，它付的赔款额度就越少，还能申请延期支付，那么拼命贷款，就等于摆脱赔款。所以当时德国外长施特莱斯曼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们欠的债越多，其实也就安全。”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索玛瑞能看出来的危险，德国政府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看不出来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德国政府觉得这种借新债还旧账的把戏，能一直玩下去。

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事件悄然改变了德国的命运。道威斯计划本身是一个为期五年的临时计划，协约国要求接下来必须制定一个永久性的计划，来解决德国的赔款问题。于是1930年1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这个永久性赔款解决计划，也叫杨格计划，出炉了。

表面上看，杨格计划对德国来说，是进一步利好。首先。对德国经济的监管被取消了，德国得到经济上的完整自主权。其次，德国每年需要支付的赔款数额也被削减了。但说完这些好消息之后，坏消息就来了：杨格计划对道威斯计划里的“转移保护条款”进行了重大修改。

前面咱们说过，在道威斯计划里，规定国外私人性质的贷款，德国必须优先偿还；如果德国的支付额度完全被私人贷款偿还所挤占，那德国理论上是可以完全延期支付战争赔款的。但是杨格计划里设置了一个“绝对年金”。所谓绝对年金，就类似咱们平时信用卡或者网贷里的“每月最低还款额度”：不管德国的经济会不会崩溃，德国还欠多少私人贷款，都必须定期支付一笔固定的赔款。这个绝对年金的数额虽然只有6亿多马克，但它却给德国的信用评级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道威斯计划执行的年代里，德国和各国银行，可以不把战争赔款当回事儿。但到了杨格计划里，德国却成了一个每月新增债务5千多万马克的老赖，德国的借贷信用，一下子降级了。

为什么时隔短短五年，协约国就对德国转变了态度，痛下狠手？这是因为，在道威斯计划的扶持下，战败的德国在20年代后半期持续繁荣，然而英法的经济却陷入低迷之中。德国不仅工业、服务业蓬勃发展，更可怕的是它潜在的军事实力也恢复了。比如，德国在1918年投降的时候，把自己全部的远洋商船队都赔偿给了协约国，但战后没几年，它再次打造了一支世界第四位的远洋商船队。这让严重依赖航运和贸易的英国感觉紧张，所以立刻站到法国的一边，主张不能再让德国过得太舒服。这样一来，美国也没法和2个昔日的盟友唱反调，于是也就默许了杨格计划。

于是，杨格计划一出台，德国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就真的玩不下去了。

第二部分

既然原来的游戏玩不转了，那该怎么办？德国政界和金融界就开始动歪脑筋，寻求一个既能保住经济，又能摆脱赔款的计划。于是，一个公认的聪明人布吕宁出现了：他是公认的财政专家，1930年被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布吕宁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套自以为高明的计划，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布吕宁指出，既然德国的政府、银行、企业、个人都在借新债还旧债，而杨格计划已经卡死了德国继续贷款的门路，那么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能产生效益的领域。其中，德国政府是唯一有可能继续争取到国外贷款的，所以只要采取紧缩政策，把此前十年应做而未做的加税、削减开支等措施落到实处，德国政府的收支状况就能好转。到时候，凭借德国政府的信用，国外贷款就能继续流入德国，等政府用这些钱改善收入之后，再去救助企业，投资公共工程拉动就业。

说白了，布吕宁决定先牺牲德国老百姓，保住政府财政，再用政府财政去救企业，振兴经济。布吕宁相信，为了重振经济，民众生活水平的降低，是一种必要的牺牲；忍一忍，德国经济反弹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自然也会恢复了。

其实，布吕宁还打了这样一个小算盘：自己大搞财政紧缩、压缩福利、增加税收，固然会苦了德国老百姓，但这一幕如果传到英国法国那边，有利于唤起他们对德国的同情。一旦英法不再把德国视为威胁，转为同情德国，德国就可以利用这种善意，推动杨格计划的修改，把德国战争赔款的规定再向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变一变。

布吕宁认为他的方案，是德国在1930年唯一的出路，当然这个方案的风险也是明摆着的：就是要让已经在1923年经受过恶性通胀的德国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布吕宁心里也明白，任何政府要推行这样的政策，在政治上都等于是自掘坟墓，毕竟老百姓手里还有一件终极武器：选票。布吕宁没办法，只能呼吁德国议会里各个政党能够团结起来，共克时艰；但其他政党却不愿跟他一起背锅，开始唱反调。

于是，一场政治闹剧发生了：1930年7月16日，当布吕宁发布第一个财政紧缩提案，要求加税、增加社保缴纳比例、削减福利的时候，国会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布吕宁没办法，只能解散了国会，依靠总统兴登堡的支持，越过了国会这个坎儿，强行通过了自己的1930年年度预算案，把自己的财政紧缩政策变成了法律。

布吕宁虽然暂时度过了自己的执政危机，但换来的却是整个德国政界，乃至社会的撕裂，而且让德国的经济社会危机急剧激化。

事后看，布吕宁的决策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他误判了德国财政问题的严重程度。他认为用一次坚定、果断的财政紧缩，就可以扭转投资人对德国的信心，恢复德国政府和马克的信用，让德国从外汇枯竭的局面里解脱出来。但作者分析过，德国此前优秀的信用评级，是道威斯计划带来的，一旦杨格计划去除了原本那些优待德国的条件，德国就只不过是一个身背巨债，还刚刚爆发过恶性通胀的国家。结果，布吕宁的方案一实施，贷款还没盼来，资本反而开始外逃，德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不断减少。

其次，布吕宁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紧缩带来的物价下跌上。他相信只要德国的物价变得足够低，人民的消费能力就能恢复，德国商品在国际上也会恢复竞争力；而只要消费和出口恢复了，投资就能恢复，德国的经济就能反弹。但事实上，由于欧洲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和通缩紧缩带来的内需低迷，德国经济连续两年不断触底，却始终没有反弹，失业率大大上升。到1932年初，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经突破六百万，适龄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处在失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