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任仁（下）

1939年11月7日，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主编“苏联革命22周年纪念特刊”在《救亡日报》上刊出，该刊发表了毛泽东写的《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特稿，在读者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同年10月22日，李任仁与陈劭先、陈此生、胡愈之、张志让等在桂林筹备成立了文化供应社。该社是一批爱国民主人士用合法名义，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聘请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和中共党员为骨干而兴办起来的一个出版企业单位。李任仁被选为首届董事长，陈劭先任社长，陈此生任总务部主任，宋云彬任出版部主任，胡愈之、张志让、傅彬然先后任编辑部主任。该社积极配合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普及文化教育，编辑出版了一批大众读物、学生课本、各类工具书及学术著作。至1941年，该社共编辑出版了各类图书近五百余种。由于该社聘请一批著名学者和共产党员任编辑，工作人员又多是进步青年图书内容较新颖、通俗，故该社成为西南大后方影响较大的进步出版、发行机构，对推动当时的抗日文化运动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1940年12月8日，由李任仁、阳叔葆、程思远等人发起的“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在桂林乐群社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来宾及会员共500多人，李任仁任大会执行主席，并作筹备情况报告。会上，广西军政当局代表、朝鲜义勇队代表、越南文化界代表相继发表演说。大会还通过该会的章程和宣言。最后，选举李任仁等55人为理事，周可传等21人为候补理事。该会成立后，在李任仁等人的努力下，多次举行报告会、茶话会，并定期用越南语向越南广播，这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支持，对团结旅居中国的越南爱国人士、促进越南抗法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广西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一批进步报刊、书店被迫停刊或被查封，许多文化人士被迫转移或遭迫害。当时，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受到特务监视，处境危险，李任仁曾用他自己的汽车，送李克农到《救亡日报》通知夏衍有关撤退事宜，并冒很大风险掩护李克农、夏衍、邹韬奋、杨东莼等安全撤离桂林。故千家驹在《缅怀李重毅先生》一文中这样说：“凡是到过广西的进步朋友，没有一个不认识重毅先生，没有一个不得到了他的关怀。”

1944年6月28日，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者协会在桂林艺术馆成立。到会文化工作者共600多人。会上，推举李济深为会长，李任仁等27人为工作委员。第二天，该会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选举了李任仁、黎民任、田汉、欧阳予倩、陈劭先、邵荃麟等为常务委员，李任仁为主任委员，会议决定组建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开赴前线进行劳军和抗日宣传活动。同年9月，日军侵占衡阳后沿湘桂线进攻,桂林进行紧急疏散，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民主人士陆续撤离桂林。李任仁等坚决表示不到重庆去投靠蒋介石。他于同年9月30日离开桂林前往蒙山。到昭平与何香凝、陈劭先等会合，后受白崇禧阻止，只好往柳州、南宁赴百色、凌云纳善村避难他在该村写下了一首感时诗：

空负虚名二十年，

淮南鸡犬亦成仙。

入山偏觉深无路，

坐井何能小视天。

作茧春蚕终自缚，

识途老马岂劳鞭。

舞台幕幕斑斑在，

历史行程总向前。

这首诗既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是他心怀天下，决心紧跟时代前进精神的写照。

日本投降后，李任仁于1945年10月从凌云经百色回到桂林，即与陈劭先、陈此生、万仲文等人签名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主张进行民主改革，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该会为后来在香港正式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

作者：陈欣德

出处：《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十二辑：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