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荫龙作为靖江王的后裔，不仅研究靖江王、研究石涛，抗战时期他还与柳亚子先生一道，从事南明史料的搜集研究和写作。
柳亚子，江苏吴江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诗人。抗战初期隐居在孤岛上海，1940年底离沪去香港，后居九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1942年初，在中共党组织的护送下，他携家人经广东海丰、兴宁、曲江，于6月7日安全到达桂林。
柳亚子的晚年，几乎一心扑在南明史的著作上面。他曾搜集掌握了南明的丰富史料，是一位对南明史颇有研究的专家。他到达桂林后，先后写了《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和《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在桂林刊物上发表，引起朱荫龙的极大兴趣。一个初秋的下午，朱荫龙与李松圃、陈涌洛等同去拜访，受到柳亚子的热情接见。从此，两人在南明史的研究方面经常交换意见，时有唱和，彼此成了同道。1943年元月，两人曾草拟了《南明史编撰意见书》，开列了《南明史》详细拟目，提出了研究进程（见《大千》杂志创刊号，1943年6月桂林版）
1944年，柳亚子、朱荫龙、宋云彬等又发起成立“南明史料篆征社”，柳任社长，朱具体执行。原计划在桂林着手编撰《南明纪年》、《南明记事本末》及《南明史》三书，可惜由于战局的影响随着湘桂大撤退，桂林进行了大疏散，柳、朱各奔东西，使这一南明史的编纂计划未能实现，这对朱荫龙来说是一大遗憾。为此，他将两个儿女以“南”、“明”命名为朱袭南和朱袭明。柳、朱曾想把南明分崩离析的历史公诸国人，借以讥讽当时的政局，并引起国人的注意。虽然《南明史》的研究和写作未能如愿，但朱荫龙和柳亚子在两年的相处中，却成了忘年之交。柳在桂写诗900多首，其中题赠桂林文化界人士的不下3人，而赠诗最多的要推朱荫龙（琴可）、尹瘦石、田汉和熊佛西儿位了。由于柳亚子与朱荫龙在南明史研究方面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因而两人感情也更为深厚。
1943年3月，柳亚子曾以《奉琴可卅二初度》相赠：
共和缔造龄三二，汝与齐年亦壮哉。动足下床隘天地，高歌沉饮挟风雷。衡才西粤开生面，榷史南明要别裁。继往开来吾辈事，发凡起例待君来。
1944年4月3日，画家尹瘦石为朱荫龙绘全身像，柳亚子为画像题诗：
收拾年华佐斗争，画图依约风神。名山绝业南明史，椽笔淋漓要此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朱荫龙于1944年5月患肾脏病，柳亚子不仅五次亲临探视，而且每次都以诗慰之。现摘其中一二：
熊郎勿许起疮痍，与我同心科学医。善保千金驱体好，南明史料要钩稽。雄鬼南明佑君来，良医郑重进刀圭。眼波得伺妆台好，千古刘伶是祸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柳亚子作为一位已经57岁的长者，对这位30刚出头的后生朱荫龙如此关怀，不同一般，这些诗，凝注着二位南明史家的战斗友谊，也倾诉了一位前辈对后生的殷切厚望。
朱荫龙对于历史研究、传记文学具有浓厚的兴趣。著有《陈榕门先生评传》、《陈榕门先生年谱》。编辑出版《五种遗规辑要》（文化供应社，1912年版）。
朱荫龙对陈榕门（弘谋）是很崇敬的，对榕门的治学与任事都很赞赏，认为先生为挽救頺风，力主以身作则，躬行实践。以“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作为自己的人生观。“榕门先生一生的事业，便是由于这种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五种遺规》是榕门先生借前人的言语，贯通起来，发挥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书，可惜一般人员视为格言一类，把它的价值贬低了许多。榕门先生是一个干练的政务员，同时也是一个眼光远大的政治家。他的学说的主要点有二：一为‘政教一体’；二为‘仕学一贯’，这五部遗规，即是为着发挥他的学说而编著的。这是朱荫龙对陈榕门先生和《五种遗规》的评价。
他计划中要写的课题还有《柳亚子传》、《石涛传》、《中国历代文字狱考》等专著，还拟筹办一次石涛的个展，撰写王半塘先生年谱，迄今未能实现。他在《王半塘先生世德纪》的开头语云：“王半塘先生年谱，碌碌七年，迄未杀青。海内关心词学者，时劳垂询，衷心至感不安。然承大劫之后，文献残零，桂地陋塞，尤难澂考，欲求所作之足以信今而传后，固不得不慎重将事，未敢遽为定稿。”足见朱荫龙治学非常谨慎，更由于壮年夭逝，有许多待写的课题和想做的事情都未能一一实现，成为终生遗憾！倘若假以天年，其成果更是不可限量的。
朱荫龙是一个潜心做学问的人，1940年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甘寂寞室”，并自署“甘寂寞室主人”。从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也可以窥探到朱荫龙的为人。
作者：魏华龄编著
出处：桂林文史资料．第五十五辑，现代桂籍文化名人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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