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路（1920-2020），原名蒋朝淮，曾用名蒋光葵，又名蒋璐，笔名曹怀。著名文学翻译家、出版家、编辑专家。广西全州人，1920年2月9日出生于全州安和乡。蒋路之父，举人出身，清末留学日本，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广西省参议会议长。蒋路1928至1932年在本乡上小学，1933年春进县立初中，1935年秋至1938年春在长沙明德中学高中部就读，开始广泛涉猎“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作品和欧美名著，1937年任校刊编辑，在当地杂志上发表习作，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认识有所提高。1938年和一位朋友同赴陕北，同年8月到达陕北公学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栒邑县乡间。在为期三个月的“普通队”结业后，又考取以培养理论干部为宗旨的高级部，继续进修。1939年夏，中共中央组织部动员他重返国统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10月回到桂林。
专修俄文，成为俄文翻译名家
蒋路回到桂林后，亲友们都劝他考大学，而他却与蒋朝洛一道于1941年初进了“桂林淮南俄文专修学校”（这是中苏文化协会和军事委员会苏军顾问事务处合作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从事俄文专业学习。当时俄专建校已两年，教学大致步入正轨。学生几乎全是职业青年，流动性很大，来去悉听自便。入学时上百人，一年下来，就只剩下30来人，蒋路这一班到毕业时只有7人了。蒋路有着家庭资助，衣食无虞、得以专心学习。最初师从卢席光先生，一个多月后由孙亚明（中共党员）接替，直到1941年底毕业。蒋路用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毕业考试获全班第一名，留校任助教。
从1941年起，桂林俄专由孙亚明主持校务，在课程设置、教材编选以及开展课外活动、团结校内进步力量等方面都作了许多改革，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直接领导的学习小组尤其令人难以忘怀。蒋路所在的小组大概形成于1941年下学期，直到1944年日寇侵犯桂林前夕才解散。参加者有司赫、姜炯心、王易今、陈斯庸、伍孟昌、吴德明、蒋朝洛、曾治品（曾定之）和蒋路。学习小组类似30年代流行的“读书会”，在小组中既学俄文，又学政治，还参加一些进步的社会活动。学习内容和方式有参加学习的成员各自作自我介绍，以增进了解；读书和学心得报告；三是提出学俄文、学翻译、学时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背诵《联共党史》原著中的“简短的结论”，选读瓦西列夫斯卡雅的小说《虹》的个别章节，并对照曹靖华先生的译文来学习文学翻译，参加十月革命节等苏联节庆纪念会活动，唱中俄文歌曲，郊游，看俄苏话剧和电影等等。大家一直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同时又觉得十分充实而愉快。在学习小组中，蒋路起了主导作用，成为孙亚明的得力助手。
抗战期间，由于广西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矛盾，桂林在图书审查上相对宽松，因而名家荟萃，书刊繁多，成为国统区的一座文化名城。但因俄语资料奇缺，而且除了以日文释义的《露和词典》外，没有任何可供利用的工具书，翻译工作受到很大的制约。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一些青年俄语爱好者，在前辈的指导下，积极从事俄文翻译，开创了桂林文化城俄文翻译工作的新局面。1942年，作家秦似与俄专同学伍孟昌、庄寿慈合编了《文学译报》，不久，孙亚明和中共文化工作组组长、文学评论家邵荃麟又创办了《翻译杂志》。这两个刊物和其他一些报刊，为新老俄文翻译工作者发表译作提供了良好的园地，培养了一代青年的翻译工作者。
蒋路自俄专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一面从事翻译工作，译作陆续在桂林刊物上发表。最早的一篇是苏·A·列斯特洛夫斯加亚的《屠格涅夫与儿童文学》，载《文学译报》，（一卷二期，1912年），以后，陆续翻译了法朗士的《纪念托尔斯泰》、谢列布良斯基的《关于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格拉特珂夫的《怀念马雷什肯》、苏·古克里尼克斯等的《高尔基与苏联绘画》、苏·谢尔宾拉的《论〈静静的顿河〉的主题与形象》等，以上均发表在《文学译报》；此外，还有米勒的《雅尔卡纳的客人》、柏盖尔逊的《春天的琴声》、艾伦堡的《劫后巴黎散记》（均载林涧青编的《青年生活》），发表在《青年文艺》上的有苏·爱然巴鸟门的《托尔斯泰的创作途径》，发表在《文艺生活》上的有苏·加南特的《访问托尔斯泰故居》。比较重要的一篇是阿·托尔斯泰的《苏联文学传统及其发展》（载《翻译杂志》），该文长达三万字，是阿·托尔斯泰为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准备编写的《苏联文学》一书所作的纲领性导言，曾在1942年苏联科学院一次大会上宣读过，因此《翻译杂志》编后记特向读者提请注意。原题叫《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是邵荃麟改为现名的。
蒋路在桂林期间，除上述零星译文外，还译过四个单行本：谢尔宾纳的《论〈静静的顿河〉》河山出版社（1943年），谢列布罗夫等人合集《回忆托尔斯泰与高尔基》文林书店（1943年），列夫·托尔斯泰的《少年时代》文化供应社，最后一本是格利果利耶夫的通俗历史小说《苏沃罗夫元帅》，脱稿于桂林沦陷前夕，已来不及出版。蒋路于1942年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为文协会员。
蒋路在俄专刚毕业，曾应孙亚明之约到他家作过一次倾心的长谈。原来，孙亚明抗战初期曾在延安工作，任过陕北公学教员，蒋路也曾在陕北公学学习，未能结识。如今相聚桂林“俄专”，一见如故，蒋路讲了自己的主要经历，孙也把他在日本留学和入党、去延安执教以及根据党的指示重返国统区等事如实相告，这次倾心长谈，使蒋路深受感动。于是从1942年春天起，蒋路就留在俄专当助教，主要教学任务是以刘泽荣的《俄文文法》为基础，再补充一些从孙亚明先生那里学来的相关知识和他自己的一些心得，编成一份简单的讲义，给同学们讲俄语语法。前后两年半时间，教学相长，对蒋路的俄语阅读能力和翻译水平都大有提高。
1944年秋，日寇侵犯广西，蒋路撤至重庆，经陕北公学校友、地下党员屠公博举荐，在陶行知先生所办的育才学校文学组任教，主要讲授19世纪俄国文学。在当时国统区的院校中，正式设置这门课程的，仅此一家。授课之余常给《中苏文化》、《新华日报》和冯雪峰编辑的《抗战文艺》月刊翻译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论著，为力扬与林辰合编的《新民晚报》副刊、蒋一苇负责的《人物杂志》写过多篇评介俄国古典作家的文章。
1947年初，蒋路离开四川到上海，待业期间译出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经戈宝权介绍，进入苏联塔斯社在上海所办的时代出版社编译部，为该社的《苏联文艺》杂志定期提供译稿，此外还译过史坦因的《奥斯特罗夫斯基评传》、高尔基的《忆列宁》、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等四种单行本。其中《怎么办？》是蒋路主要译著之一，该书译于1949年，1951年由时代出版社刊行，1953年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回答了当时一个实际问题，即：要摆脱专制暴政和农奴制残余，俄国人民该怎么办？尽管本书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作家所塑造的新人形象，他们的生活旨趣、革命意志、情操、处世方式，毕竟在俄国读者的心灵中产生强烈的震撼。译本出版后，在我国读者中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怎么办？》是蒋路翻译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修改、校订次数最多的一部译作，体现了译者对译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
蒋路从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即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在紧张的编务之余，他对文学翻译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卢那察尔斯基的两部文论集《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和《论文学》，与孙玮合译的有布罗茨基主编的三卷本《俄国文学史》和与凌芝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
《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和《论文学》，两书共收卢氏文章50篇。有的介绍列宁的文艺思想，有的阐释俄国重要诗人和作家的创作道路、历史地位和现代文学的意义，有的论述英、法、德等国的作品。蒋路通过译后记，为读者说明了该怎样批判地继承卢氏的宝贵遗产，又通过大量的注释，帮助读者理解文章的内容，有些注释不仅要花去译者不少的精力，而且其难度有时会大大超出正文的翻译。（斯庸：《忆蒋路》）
《俄国文学史》是蒋路与孙玮（绳武）合译的，是苏联十年制学校的教科书，编得比较系统，科学、完备，译者注释详细，很适合我国读者的需要，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也有不少高校用作教材或教辅读物，影响广泛。蒋路所译屠格涅夫的《回忆录》和与夫人淩芝合译的《巴纳耶娃回忆录》，是两本追叙文坛旧事和作家风貌的书，写得生动形象，翔实可信，常为传记作者和硏究者所引用，读译文可以体察到原著的韵致。（斯庸：《忆蒋路》）
作者：魏华龄编著
出处：桂林文史资料．第五十五辑，现代桂籍文化名人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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