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非理性对抗，被欧美资本主义复活了

本文改编自西北大学特聘教授，《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的文章《危机与希望：非理性对抗时代的来临》，该文结合当下波云诡谲的世界风云，阐述了美国遭遇的内在挑战、资本主义文明认知能力的衰退、和世界正陷入其中的非理性对抗时代。

在国家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是理性竞争。

原始社会时期的生存常态，是人口群落之间的非理性对抗。纷繁无以计数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人群，都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相互争夺既定资源，战争与杀戮弥漫着全球人类居住的区域。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渐渐成长的世界各个民族，不约而同地先后创造了自己的国家，以国家形式的强力结构为历史平台，开始了人类理性竞争的历史。

理性竞争的历史内涵，是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共同认可的那些最基本价值观，及最基本的利益与财产交换法则，自觉尊重他国法律的政治原则等等。世界国家群之间的贸易活动，所以能跨越时代而长期存在，就是以理性竞争的长期存在为基础的。

在理性竞争时代，强盗国家或强盗团体，是短暂的逆流现象。

但是，国家时代又是具有极度复杂性的人类历史大时代。它不仅仅拥有理性竞争的辉煌时期，也曾经有过回流式的非理性对抗时代。这种时期，会因为特定轴心势力以偏狭邪恶的价值观恶意发动冲突与战争，世界国家群会突兀生出一种不自觉的恶性的连锁下滑。

总体上说，非理性对抗时期有两个最基本的历史前兆。

一则，自从人类产生了宗教团体而又为国家所容纳，宗教对国家时代的人类文明所起的作用，也具有善恶难分的复杂性。最大的恶性作用，就是一旦某些特定国家群出现了极为偏执的极端化宗教精神，将一切教外信仰都看做应该诛灭的“异端”。

当此前兆时期，偏执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非理性国家行为，疯狂地对其余国家发动异教灭绝战争，以残酷的战争杀戮进行种族灭绝行动，进而将世界国家群拖进非战争无以生存的非理性对抗境地。

二则，当世界国家群的力量对比结构突然被打破平衡，特定地域国家的生产力出现历史性突破，从而出现一个或一批超级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实力对世界国家群突然有了时代性差距的巨大优势。当此之时，这些具有时代差距优势的国家意识，再若以极端宗教的剪除异端理念为国家认知基础，其霸权欲望必将被强烈激发起来，向全世界发动战争，将全世界人口变为自己的奴隶，将全世界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两种历史预兆，都曾经变成了残酷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势力在欧洲膨胀的极端化偏执化时期，所激发的历时200年左右的以“十字军东征”为核心风暴的世界各文明形态的非理性对抗。

后者，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发生后，紧接着发生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探险家”们“发现”的大量的辽阔的有原住民居住但却没有创造出国家平台的地区，统统认定为“无主”土地；对非洲的半原始社会形态的软弱，认定为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的源头；对亚洲这种处于古典文明暮色的落后国家，则认定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地区。

在这种独霸世界利益的极端化认知中，这一时期酝酿产生了历时100余年的对全世界展开的殖民主义战争。当时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群，占世界国家的绝大部分。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沦陷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直到当代社会，这些强盗国家的罪恶痕迹，还遍及世界斑斑可寻。

就历史实践而言，世界国家群在非理性对抗时期，几乎都只能被迫放弃理性竞争的国家关系原则，放弃一切和平生存的正向价值观，而被迫进入战争决定一切的对抗时期。

在世界文明发展到古典国家文明的晚期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本来是人类世界的福音。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正向逻辑的历史声音，是资本主义土壤的文明良知。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罪恶，主张发动劳动阶级革命，主张建立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若能深刻地反思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非理性罪恶基因，走上一条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建设性道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则功莫大焉。

历史的悲剧在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是一个由资本家群聚结成的资本家阶级的活体利益攫取链。资本的无限逐利本质，决定了资本家阶级的无限度攫取利益的本质。无成本的公开抢劫，成本极小而利益极大的殖民地战争，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道。

共利共赢的事情，人人平等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是荒诞不经的，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基于如此这般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决然宣布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公敌。

辽阔庞大的苏联帝国解体后，美欧资本主义世界一时狂欢庆贺，认定这次胜利是“历史的终结”。当此时期，以欧美为轴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群，已经丧失了国家文明应有的理性精神，在没有丝毫新精神与新思想的历史条件下，自以为又可以回到殖民主义时代大割一茬世界韭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