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艾滋病6

性革命的结束
性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场激进的主流社会运动，它永远改变了西方世界对性别和性别角色的看法。它一开始是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的压迫的挑战，这些观念在当时仍然主导着西方文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咆哮的20年代”的文化转型以来，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不受保守价值观和角色的束缚。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在学院和大学注册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许多人选择进入工作岗位，而不是毕业后成为家庭主妇。妇女们也开始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和行为举止方面行使更大的自由。有些人把头发剪短，穿着露出双腿的短裙，还化了很多妆。这种新一代的自信而张扬的年轻女性，通常被称为“摩登女郎”，她们自豪地享受生活，并不理会困扰了女性几个世纪的社会禁忌。她们不会因像她们的男同事那样对在公共场合喝酒或抽烟而不安，也不会因参加“亲热”派对而害羞。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再是禁忌，与性有关的污名也开始逐渐消失。这样的转变有助于为更广泛的性革命——一场彻底重新定义我们如何看待性的革命——创造条件。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革命是在当时发生的其他变革性的社会和科学运动的产物。这些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是女权主义的重新兴起，以及女权主义推动妇女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强加给她们的传统角色中获得更大的自由。大多数人认为，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是新一代女性活动家组织和重新开始战斗，这是为争取平等权利、免受歧视和骚扰以及控制自己身体而发起的关键号召。该运动的早期斗争之一是围绕着第一个口服避孕药依诺维（Enovid）及其对女性人口的可获得性展开的。避孕药在1960～1961年发行的时候，美国许多州仍然有旧的法律限制分配或拥有避孕措施。虽然这种康斯托克州法律通常被地方官员忽视，但一些较为保守的地区仍有选择性地执行这些法律，这往往会给妇女避孕造成重大障碍，而不论她们的年龄或婚姻状况如何。女权运动对这些过时的法律进行了联合攻击，并最终在最高法院的几起案件［例如，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1965年），艾森斯塔特诉贝尔德（1972年）］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些过时的法律。正如预期的那样，他们在法律上的成功导致了使用某种避孕方法的妇女人数大幅增加。例如，在避孕药问世的短短5年时间里，已经有超过600万名美国妇女服用了避孕药。


女性节育的完全合法化是女权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赋予了女性控制何时和与谁生孩子的权力。她们再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和可能因此而牺牲自己未来的大学教育或职业目标。女性现在可以更自由地进行性行为，并且可以像几个世纪以来男性一样享有同样的自主权。对许多女性来说，性行为更多的是为了体验快乐，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为性革命的继续进行、性标准的进一步放松铺平了道路。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与第二波女权运动浪潮和增加避孕措施的使用相辅相成。在1969年的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之后，对同性恋权利的一致推动开始了。6月28日晚，警方突袭了位于格林威治村石墙酒店（Stonewall Inn）的一家同性恋酒吧，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人们。当看到一些顾客被拖出酒吧并在街上挨打时，该地区数百名同性恋者聚集在酒吧旁，反抗他们认为是警察暴行的行为。不久，那群人就变成了暴徒，开始翻车、放火、向警察扔砖头。暴力事件继续升级，直到纽约警察局派出他们的战术巡逻队镇压骚乱。尽管警方最终成功地清除了街头的示威者，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暴力抗议活动继续进行。


石墙暴动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结晶时刻，因为这标志着同性恋群体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团体对抗警察的骚扰。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走出阴影，开始为更大的公民权利而战。像同性恋活动家联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和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这样的组织在暴动发生后的几个月里成立了，第一次同性恋者骄傲游行发生在1970年。随着禁止肛交和其他同性恋行为的法律从法律书籍中删除，同性恋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被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删除，同性恋逐渐被接受。这些变化有助于形成同性恋更自由的新时代。他们现在可以公开同性恋关系，而不必担心政府会因为他们在卧室里的隐私行为而将他们关进监狱。


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兴起也影响了人们对性和性行为的看法。这两个群体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广泛拥护自由主义和反对权威，如反对越南战争，主张容忍使用毒品和自然（有机）生活。他们还试图摆脱许多与性有关的社会限制，认为性是所有人都应该不受限制地享受的。他们的“自由恋爱”理念不仅促进了更高层次的性体验，也摒弃了传统婚姻，转而支持更开放、更随意的性关系。对嬉皮士来说，性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娱乐方式，应该在不受政府或宗教组织干涉的情况下探索。虽然完全归因于反文化生活方式的人数与整个人口相比是很小的，但他们对性的自由观点确实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的其他部分。在这场运动的高潮时期，年轻人婚前性行为的比例飙升，色情制品的流行和接受度提高、大学男女合住，以及书籍和电视上更多的性内容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性自由的时代，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正常和可接受的性行为的看法。


性革命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引发青少年怀孕、离婚和没有父亲抚养的孩子的显著增加之外，20世纪60年代性活动的增加还导致了许多不同的性传播疾病（STD）的不受控制的传播。例如，报告的淋病病例数在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165%，与梅毒、衣原体、疱疹和生殖器疣的趋势相似。年轻一代由于更喜欢口服避孕药（或不采取避孕措施）而非使用安全套，其发病率甚至更高。虽然有人可能认为性病发病率的急剧上升可能导致更谨慎的性行为，但数据显示，它实际上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当时大多数性传播疾病都可以用抗生素治疗。青霉素不仅可以消除因神经梅毒导致死亡的风险，还可以在几天内清除淋病和衣原体感染。虽然像疱疹和生殖器疣这样的病毒性性传播疾病仍然令人讨厌，但它们几乎没有阻止人们发生性行为。抗生素，加上口服避孕药，有效地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与性有关的恐惧。人们再也看不到性生活的任何真正的长期重大后果，因为大多数错误都可以通过吃药或手术来纠正。不幸的是，正如后来艾滋病流行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安全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性仍然像以前一样危险，甚至更危险。


大多数人认为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开始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结束。艾滋病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存在的任何其他性传播疾病，在艾滋病流行的最初几年，它是不可治愈的，几乎是普遍致命的。“性可以间接杀死你”的想法对人们来说是可怕的，包括许多曾经强烈支持“自由恋爱”运动的人。每一个性伴侣都被视为可能的携带者，每一次性接触都有潜在的危险。这是一种恐惧，随着艾滋病的死亡人数在整个10年中持续上升，这种恐惧愈演愈烈。这一流行病带来的阴影一直存在，导致了社会对性的基本思考方式的逐渐转变。谨慎和安全开始优先于自由和快乐。对许多人来说，性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生死抉择，需要深思熟虑，有时还需要验血。通过强迫我们在做爱前思考，艾滋病从本质上结束了“做任何当时感觉好的事情”的时代。


除了影响人们对性的态度之外，艾滋病的流行还对性行为的实际实施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提倡“安全性行为”的广泛运动，避孕套的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显著增加。1982年一本题为《如何在流行病中发生性行为》（How to Have Sex in an Epidemic）的小册子中首次提到，使用避孕套作为保护自己不受艾滋病毒感染的方法的想法最初在纽约和旧金山地区的同性恋社群流传开来。艾滋病活动家不仅在同性恋酒吧和诊所等地免费发放避孕套，还向社群内的人们宣传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这些基层公共卫生工作的成功最终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不久，安全性标语和避孕套广告就成了电视、广告牌、海报和杂志上常见的内容。尽管受到某些宗教团体的反对，安全性行为甚至仍然被纳入公立学校的健康课程。尽管有人担心学校的性教育和避孕套的增加会导致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但当时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到20世纪90年代初，性教育和安全性行为运动已成为全世界学校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固定活动，这种干预的结果是令人激动的。避孕套使用的增加已经被发现与艾滋病毒传播率的降低以及其他性传播疾病（如梅毒、淋病和疱疹）的减少呈正相关。此外，在非洲中学实施的性教育计划导致了一些行为上的改变，降低了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在非洲继续遭受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际，这一趋势是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