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
黄盈盈 潘绥铭
（二）研究伦理的贯彻有利于提高调查质量
社会调查过程中的“互动”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到中国人的国民性，小到某个访谈者、被访者个体的性格特征，等等。研究伦理的考虑是促进社会调查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动、提高调查质量的必要条件。
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或许具有“不善于拒绝”的特点，而且深受“表态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可能碰到应答率高但是数据质量低的情况。如何让被访者尽量减少顾虑，贴近真实地来表现自己？如何尽可能地减弱“表态文化”对于互动的影响？这首先需要分析“表态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表现。
在我们看来，“表态文化”主要是指在公开或者公众的场合里，凡事都表示一种顺从主流文化的态度，而且仅仅是表明顺从态度而已，与自己的实际行为往往没有关系。这已经在当今中国成为一种文化。它不仅是被访者基于对调查风险的评估而做出的自我保护举动，更是被社会长期形塑出来的一种非自觉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对于任何话题的调查研究，被访者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的（真实）回答不符合主流社会，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可能需要负什么责任？”，等等。这种影响大到可以被标为“反动”（比如政治敏感话题），或者是有经济问题（比如过多灰色收入、逃税漏税），或者有个人道德问题（比如性方面的话题），或者仅仅是自己觉得有顾虑（比如研究者会拿这些问卷的调查结果来干什么），感到在公共空间（哪怕只有两个人）中“说话”的一种责任负担。这些顾虑和负担不见得“果真如此”，而更多是被访者自己对于“潜在风险”的构建和对于“个体责任”的想象。针对不同的个体，这种风险的构建和想象可能是相似的（即具有群体特征），也可能是不同的（具有较大的个体性差异）。在这种风险的构建下，被访者会不同程度地进行“表态式”的表述，尽可能地给出主流社会所“期望的回答”，从而降低自已的暴露风险，消除自己的责任。
而研究者通过知情同意的过程、通过平等对待等伦理措施，期望得到的结果则是：了解被访者担心什么，他们认为的风险有哪些，哪些是主要的风险，即了解被访者所构建的风险的差序格局；然后再想方设法去破解这些风险，尽量客观地去分析研究可能给被访者带来的风险以及告知被访者研究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比如保密），从而降低被访者的风险评估和责任负担（以及实际的风险），促使被访者能够尽量地打开心扉。
换言之，研究者需要通过伦理的考虑和实施，尽可能地了解被访者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生活状态，了解潜在的研究屏障以及被调查者对于调查风险的自我评估，然后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风险以及帮助被访者贴近实际地来分析这些风险，尽量让被访者在没有心理负担和压力的情境下参与研究，促进调查/访谈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从而更进一步贴近被研究者的“真实”主述。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情境下的互动，研究者才可能做到对被研究者的“移情式理解”，更加深入地从被研究者主体的角度来解释所获得的信息。
比如，针对小姐人群的研究（任何人群的研究都是如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尽量地去了解她们的生活。通过多年的观察了解，她们的群体特征是：非法、被社会标定为“不道德”、处于边缘状态的生活方式。其最大的风险则在于：被抓、被暴露，以及受歧视。因此，她们对于调查的可能反应是：逃避、拒绝、岔开话题、职业性撒谎及故意撒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首要应该消除被研究者的顾虑和威胁感，拉近大际关系。我们是平等的双方，不能因为我是教授，是社会主流，就持着“我们在帮助和关心你们”的姿态，更不能居高临下地审视被访者。只有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才成为可能。
再把此例子具体化。大多数人都喜欢问“性工作者”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干这行？”大多数被访者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接受调查（比如项目有访谈费、被关押在妇教所不得不回答等），其回答很可能是“家里穷，没办法”。这种回答首先是小姐们认识到“家里穷”这种说法符合主流社会对于小姐的想象，而且容易博得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把“家里穷”当作一个“真实”的回答，就肤浅了。如果非得要问“原因”，至少应该分析：这种回答背后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势关系和社会背景是什么；如果真想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则需要通过平等的交往，逐步建立比较信任并且能够谈心的关系，深入地了解她们的生活和心理，从琐碎的生活观察和碎片化的言语中分析所谓的“从业原因”。小姐人群和性工作这个话题可能比较敏感，但即便是一些非常不敏感的社会调查，被访者也会有自己的一些风险顾虑，只是风险顾虑的大小和性质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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