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唐 虚空锦

《补江总白猿传》虽然恶毒，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恶毒的玩笑罢了，欧阳询的声誉并没有因为这篇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传奇而受损，而另一篇恶毒之作《周秦行记》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也幸好是在唐朝，如果换到清代，这篇传奇所引起的后果，很可能是满门抄斩甚而株连九族。
　　先来说说《周秦行记》的内容：
　　贞元（785-805）年间，我（牛僧孺）赴京考进士落第，要回到宛叶（现在的河南南阳）一带去。走到伊阙（在河南洛阳之南，两山相对，望之如阙，伊水从中间流过，故名伊阙）南边鸣皋山下的时候，本来是想住在大安的民家里面的，但是天黑了，我迷了路，竟没有找到大安。我糊里糊涂走了有十来里路，看到有一条路颇为好走，这时月亮才出来，我忽然又闻到有一种名贵的香气从那条路上飘来，便顺着香气沿路而行。不知走了多远，看到前面有火光。我以为是一个农庄，再往前去，看到竟是一个富贵人家。有一个穿黄衣的门人问我：“郎君从哪里来?”我答道：“我姓牛，名叫僧孺，应进士举落第，本来是想到大安的民家里投宿，走错了路来到这里，希望能借宿一晚，就满足了。”这时里面又出来一个梳着小髻的青衣，责问黄衣的门客说：“门外谁在说话?”黄衣门人答道：“有客人，有客人!”说完黄衣门人就到里面去报告，一会儿出来说：“请郎君进来吧。”我问这大宅子是谁家的，黄衣门人说：“只管进去就是了，别问那么多。”
　　进了有十多扇门，终于来到大殿里。殿内垂着珠帘，有数百个穿着朱衣或黄衣的门人侍立，说：“在殿下叩拜。”我站在阶下跪拜了。珠帘里有人说：“我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这里是我的庙宇，不知郎君为何会屈驾前来?”我答道：“臣的家乡在宛叶间，回去时迷路了，害怕要死在豺狼虎豹之口，现在是来求您救助的。”薄太后让人把珠帘卷起，离开座位说：“妾是汉室的一个老婆子，郎君是唐朝的名士，不相君臣，你就不用多礼了，上殿来说话吧。”太后穿着熟绢衣，状貌华美庄重，年纪并不太大。她安慰我说：“路上辛苦了。”又让我坐下。大约有一顿饭的工夫，听到殿内传来笑声。太后说：“今夜风清月明，有两个女伴偶来相寻，正碰上你这位嘉宾，想不成一个欢会都不行了。”就让左右使者去请两位娘子来见见秀才。过了好久，出来两个女子，后面跟着数百侍从。前面那个女子，细细的腰，长长的脸，乌发如云，不甚打扮，穿着青衣，大约二十出头。太后说：“这是汉高祖的戚夫人。”我倒身下拜，戚夫人答拜。另一个人，肌肤柔腻，体格稳重，相貌舒展，姿态飘逸，光彩照人，穿着许多绣花衣服，年纪比太后小。太后说：“这是汉元帝的王嫱（就是大美人王昭君）。”我像拜戚夫人一样向她行礼，王嫱也答礼。
　　　大家都坐定了，太后又对一个穿紫衣的内臣说：“去请杨家和潘家娘子来。”过了好久，从天上飘下五色彩云，听到有笑语声越来越近。太后说：“杨家娘子来了。”忽然听到车轮声和马蹄声相杂，绫罗绸缎光彩闪耀，令我目不暇接。有两个女子从五彩云中下来，我急忙起来站在旁边。前面一个人，纤细的腰，修长的眼眸，姿态容貌都很美丽，穿着黄衣，戴着玉冠，大约三十多岁。太后说：“这是唐朝的太真妃子。”我急忙伏身下拜，行君臣礼。太真说：“妾身得罪了先帝（就是唐肃宗李亨，马嵬坡之变，肃宗难脱主谋嫌疑），皇朝也不把我算在后妃里面，你向我行君臣之礼，我可当不起。”说完就向我回礼。另一个人，肌肤丰满，身材娇小，容色洁白，年纪还很小，穿着宽大的衣衫。太后说：“这是南齐的潘淑妃。”我像拜见太真一样拜见了她。太后下令开席，一会儿菜都上来了，芳香洁净，无可比拟，全都是我不认识的。我饥不择食，只管狼吞虎咽，竟没能将所有菜都一一品尝。吃完后又拿酒上来，那些喝酒的器具都如王者所用的一般贵重。太后问太真道：“怎么那么久不来看我呢?”太真态度恭敬地答道：“三郎（天宝中宫人多呼玄宗为三郎）几次到华清宫去，我要陪他，没时间过来。”太后又问潘淑妃：“你怎么也不来呢?”潘淑妃娇笑不止，竟答不出话来。太真看了看潘淑妃，代她答道：“潘妃跟我说，她恼恨东昏侯（南齐萧宝卷）疏野狂放，天天出去打猎，所以不能时时来拜谒。”太后又问我：“现在的皇帝是谁?”我回答说：“当今天子是先帝（指唐代宗李像）的长子。”太真听了笑道：“沈婆的儿子居然做了天子，太奇怪了！”太后说：“他是怎样一位皇帝？”我答道：“小臣还没有资格了解君王的圣德。”太后说：“不要避嫌，只管说就是了。”我说：“民间都说皇上英明圣武。”太后听了，再三点头。
　　太后又命侍者进酒，而且把乐队也叫来了。酒过数巡，奏乐稍止，太后又请戚夫人鼓琴。戚夫人将玉环套在手指上一那玉环的光芒照亮四座，连戚夫人的指骨也照了出来（葛洪《西京杂记》：戚姬以百炼金为彄环，照见指骨），戚夫人取过琴来弹奏，乐声甚是哀怨。太后说：“牛秀才偶然到此，正值各位娘子相访，得以成此欢会，但光是喝酒弹琴，实在不能尽兴。牛秀才是个才子，不如大家各自赋诗一首以言志如何?”于是让侍者把纸笔拿上来，不一会儿大家的诗都做成了。太后的诗道：“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槐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王嫡的诗道：“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戚夫人诗道：“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太真诗道：“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蒐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潘妃诗道：“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业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
　　她们又再三邀我做诗，我不得已，只好应命做了一首：“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另外又有一位善于吹笛的女子，短短的云鬟，穿着吴地的衣衫，容貌很美，姿态妖媚，是与潘妃一起过来的。太后让她坐在自己的旁边，常常让她吹笛，有时也让她喝酒。太后看着她问我道：“认识这人吗？她是石家的绿珠啊！潘妃认她为妹，因此把她也一起带来了。”太后又说：“绿珠怎么能没有诗呢?”绿珠于是拜谢，做诗道：“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绿珠的诗吟完了，大家的酒也喝够了。太后说：“牛秀才远道而来，今天晚上谁来陪伴他呢?”戚夫人急忙站起来推辞道：“如意都这么大了，我是绝对不能陪的，何况这事情于礼仪上也说不过去。”潘妃也推辞道：“东昏侯因为玉儿我而身死国除，玉儿不可负他。”绿珠也推辞道：“石卫尉性子严厉急躁，今天除非我死了，绝不能做这样淫乱的事。”太后说：“太真是当朝先帝的贵妃，不可以做这样的事。”于是对王嫱道：“昭君先嫁了呼韩单于，又做了株纍弟单于的妻子，反正你做这样的事情也都是自愿的，今晚就由你来陪牛秀才吧，再说北方苦寒之地的胡鬼也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就不要推辞了。”昭君没有吭声，低眉含羞，暗自恼恨。
于是席散，众人各自离去，我被左右侍者送到昭君院里。到天将亮的时候，侍者将我叫醒，昭君与我哭着告别。忽然听到外面太后来了，我便出去与太后相见。太后说：“此处非郎君久留之地，你还是快走吧，就此别过，希望不要忘了昨夜的欢乐。”于是索酒饯行，我连喝了两杯，便要离去。这时戚夫人、潘妃和绿珠都哭了，我又与她们道别，终于还是走了。太后差遣朱衣使者送我到大安，刚到西道上，就失去了使者所在。这时天已大亮，我到大安里，问里人。里人说：“从这里走十多里路，有薄后庙。”我又走回去，远远望见庙宇，已经荒凉毁败，不可进入，再也不是昨晚所见了。我衣衫上的香气，历经十余日也没有散去，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这篇传奇，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篇文人意淫，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些句子和情节，实在是大不敬的：作为一个唐朝人，让杨贵妃作陪饮花酒都还罢了，更可怕的是作者竟还借了杨贵妃的口，骂当今皇上为"沈婆儿”——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因为在安史之乱中两次落入贼手,本就是唐朝皇室的奇耻大辱，作者拿沈氏来做文章，更无异于往皇室的伤口上撒盐。
　　　一直到宋人李昉所编的《太平广记》，《周秦行记》都还题为“牛僧孺作”。牛僧孺自己有《玄怪录》传世，说他会写传奇，本没有错，但这样一篇大逆不道的文章，是否真的是他所撰，一直都有人怀疑。宋初张洎的《贾氏谈录》里提到：“世传《周秦行记》，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核，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
　　这样事情就清楚了，牛李党争是唐朝中后期极重要的政治事件，李德裕为了诬陷牛僧孺，便借着牛僧孺爱写传奇文这个特点，令门人（是不是韦瓘现在还有争论，但总之是李德裕门人所作，却是共识）假僧孺之名写出一篇《周秦行记》来，这招不可谓不阴毒。若是放在清代，以当时文字狱的酷毒，这招使出来，要么成功地令牛僧孺一党彻底地倒台，要么弄巧成拙反噬于李德裕及其门人，总之决不会轻易罢休，但是放在唐朝，不过是文宗一句笑谈，事情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这样事情就清楚了，牛李党争是唐朝中后期极重要的政治事件，李德裕为了诬陷牛僧孺，便借着牛僧孺爱写传奇文这个特点，令门人（是不是韦璀现在还有争论，但总之是李德裕门人所作，却是共识）假僧孺之名写出一篇《周秦行记》来，这招不可谓不阴毒。若是放在清代，以当时文字狱的酷毒，这招使出来，要么成功地令牛僧孺一党彻底地倒台，要么弄巧成拙反噬于李德裕及其门人，总之决不会轻易罢休，但是放在唐朝，不过是文宗一句笑谈，事情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政治环境的宽松使文人们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如前所述，这也正是唐传奇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贵族政治与文人政治的交替，也使旧有的道德秩序崩坏，而新的道德秩序又未能及时建立，因此唐朝的文人大多品行无足道，宋代儒者以为隋唐之世根本就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并非没有道理。下一节我们要提到的《莺莺传》，其作者元稹就是一个有名的无良文人兼负心汉，广大的女性读者们.决不可因为他诗写得.好，而忘了他无情无义的另一面。
三、大丈夫柳毅与猥琐男元稹
　　唐初政治环境的宽松决不是凭空得来的，李世民也有对文人极其严厉的时候。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列举了不少唐太宗严厉对待文人的例子，其中最倒霉的是孔德绍。孔德绍曾经替窦建德写过一篇檄文辱骂李世民，李世民打败窦建德之后，把孔德绍抓到汜水楼上，责问孔德绍为什么要写檄文辱骂自己。孔德绍回答说：“狗总是要对不是它主人的人狂吠的！”李世民怒骂道：'“窦建德这狗贼也配做主人吗？”随即令壮士把孔德绍抓起来扔下楼去了。这还是对待敌方的文人，便是对待自己的手下，李世民有时也不免心狠手辣。比如罗道琮上书忤旨，被发配到岭表，比如卢祖尚被当场打死在朝堂上。唐初政治环境的宽松一方面是统治者主观上认识到宽松之必要，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世家大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有关。再加上科举制的完善，使世家子弟越来越文人化（当然同时也使寒门子弟能够通过这一途径登上仕途，从而促使不同阶层的文人合流），终于使唐皇朝在开元年间达到鼎盛，而那其实也是唐之政治最宽松最自由的时候。随后安史之乱发生，接下来的永贞革新、甘露之变，一步步把唐朝的政治推向黑暗之中，对于文人的管束也渐趋严密。而文人也在这种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中逐渐分化，有像刘黄这样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秉笔直书指责宦官的文人，也有像元稹那样依靠宦官而飞黄腾达的变节者。
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除了诗之外，他还写过一篇很有名的传奇叫《莺莺传》，后来被王实甫改成了《西厢记》。他的生平非常典型，所以虽然他写的《莺莺传》不算是幻想小说，但是这里也要抓他出来做一个解剖；另一个人则是虚构的，便是李朝威作品中的人物柳毅，之所以要抓他出来，是因为柳毅这个人物的思想和言行正可以与元稹这个猥琐男做一个鲜明的对照。
《柳毅传》的作者李朝威的生平事迹，早已湮没无闻，现在可以作为依据的，除了《柳毅传》末尾的作者自述外，还有《新唐书》卷七十《宗室世系表》。《柳毅传》末尾自称“陇西李朝威”，陇西是唐朝皇室的郡望，而《宗室世系表》中又有他的名字，因此可以推测他是唐宗室蜀王之后裔，而《柳毅传》的创作时间，则可以定在唐德宗贞元（785—804）年间，稍早于《周秦行记》。